2013年8月30日 星期五

十七、論東周之補篇

有關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稱霸吞併過程,我們基本上已經說過了,雖不算非常詳細的敘述,但作為初步認識春秋戰國的歷史,我認為是足夠的。

我們又用了六篇文章詳述了春秋戰國時期最重要的四家的思想,儒道墨法的思想,此部分可說是中國學術文化耀煌期的反映,亦是中國哲學思想發達期之結晶。當然,我不能說六文已窮盡四家思想,但作為大綱要領,開出引人繼續思索的端緒,我認為此六文亦是可以的。

那麼本文是為著什麼而寫呢?回想我們最初談歷史的研讀可有兩個方面,一曰縱,一曰橫。縱,指歷史上王朝列國的興亡盛衰消長事跡;橫,指一朝代、時代的文化、經濟等各方面之事跡。對應我們討論春秋戰國,前五篇文章可以說是代表縱,後六篇則可以說是代表橫。可是,縱一面固有部份事跡前文沒敘述過,橫一面前文亦偏重於學術思想,對經濟、戰爭形式之演變等均未論及,故遂作此篇,以補之前文章的不足。

以上可以視為本文寫作動機的簡介,以下將要談到內容部份了。不過,在談內容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將由西周至戰國所表現的一種趨勢簡明的說一次,這趨勢很重要,只有明白此趨勢,才可明白春秋、戰國的不同處。

此趨勢可闡釋如下:自周武封建以後,周即決定以血緣捍衛王室、鞏固政權,但三監之亂顯然展示此決定是有弊的,和天子有血緣的不代表他就忠心於天子,於是,周公對此弊加以改善(不是消除而是改善),其改善之法為制禮作樂,定名份。但禮之所以為臣下守,其首要條件是天子亦守禮、循名份,為君要行君道,為子要行子道。西周末,先有幽王為君不行君道,再有平王為子不行子道,禮行之首要條件沒了,禮自然亦不行。

禮於當時主要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社會層面,一是人的行為層面。就前者言,禮有助社會秩序的維持;就後者言,禮有助規範人的行為,避免人欲橫流。西周末東周初,禮既崩樂既壞,即社會秩序必告散亂,而個人行為亦將無規範可約制之。事實上,春秋時的篡弒兼併,亂倫奪位即是由此造成,是此方面的反映。

可是,春秋畢竟和幽平禮崩樂壞的時期相距不遠,各諸侯對禮的服膺程度仍是深刻的,加上沒有了禮,社會即告混亂,人的行為即無所適從,諸侯地位亦隨時有被僭越的危機,於是,各諸侯多有一復禮的意向。同時,戎狄橫行、周室不被尊崇,這亦令受夷狄侵擾的國家及周天子希望有一強而有力的力量以捍衛。結果,當提倡尊王攘夷、反對僭越的霸主一出現,即成為春秋的主要政治特色,齊桓晉文的稱霸可謂由此起。

不過,春秋霸政只是承著周禮影響之餘威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能被禮深刻影響的諸侯必少了,能尊周室的諸侯也少了,依此換來的自然就是不尊周室,不尊他國的政治局面,不尊他國之另一面即吞併他國,於是,戰國之局遂開,這也是春秋和戰國之間最大的演變處。

由於戰國時代重吞併,滅他人之國以圖存,工具理性遂橫行,利益計量成為主要思維方式,法家、縱橫家便是利用這種思維的最佳代表。又各國既求圖存,即要內部加強國力,於是,各國紛紛施行改革,當中,尤以秦商鞅變法最徹底。經過商鞅改革,秦國力大增,加上一些歷史、地理上的機遇,彼竭而我盈,終令秦能併六國而歸一。

此種對春秋戰國的大勢的闡述也可算是一春秋戰國情況的概述,但簡言之,就是傳統的社會個人行為規範失效,新的規範未生,當中之間斷及由間斷而生的問題,即是春秋戰國精神及其概況之所在。

現在讓我們回到正文,春秋戰國在橫的一面除了學術思想之發達外,其經濟、戰爭模式、文學等方面亦有顯著的不同及變遷,分述如下。

首先,經濟方面,在我們論商代經濟時,我們曾說,商代的經濟是農業為主,畜牧及商業貿易次之,而商業貿易又必建基於農業之豐收及發達。這個情況歷西周至東周初大體沒變。春秋初期,工商業是由官府經營的,而全國的主要生產方式則仍是農業,由此可見。可是,自春秋後期始,情況有了點轉變,私人工商業、商品貿易經濟相繼大盛,農業亦急促發展。或問:何以有此轉變?推其原因,或可從下列五方面解釋。

第一,由春秋前期至後期一段時間,鐵器牛耕已逐漸普及;各國又相繼推行法家式的富國改革,於其國土境內大量修築水利建設及改善灌溉技術。這一切皆有助農業產量的上升,春秋後期農業之急促興盛實由此起。農產量急升,用以進行貿易的貨物必急升,商品貿易數量因而相應提高,此亦見出春秋後期商業大盛之因。

第二,由春秋前期至後期,戰爭漸趨向激烈,滅他人之國以圖存之勢已成。在此弱肉強食的情況下,各國要存即要有足夠的軍事用品,這遂形成對軍事用品的需要;而有求必有供,當時被求的軍事用品多是車、船、皮革、兵器等居多,故造車、造船、冶鐵等業遂發達,造車、造船等各為工商業之一門,春秋後期及戰國時代之工商業興盛即從此而起。

第三,春秋前後,各國漸開發更多的道路以作戰爭時運送物資及軍隊之用。交通設施的廣泛發展,雖原意是為了軍事,但間接亦有助商人縱橫各國進行貿易,加速商業的發展。

第四,春秋後期,封建制已告崩潰,宗室貴族勢力大削,無以為生,遂開放山澤資源予人民,從中抽稅。山澤資源的開放,無疑給予人民資源物料以進行不同類型的工商業,間接促成工商業的興盛。

第五,隨著法家改革之推行,土地私有制漸取代井田制,這使一部份工商業由官府轉而為私人經營,私人工商業產生。

當然,以上的解釋只是極粗略分析而得的結果,但以此見春秋前後期經濟狀況之不同之所以生成之由,筆者認為是可行的。

由於春秋後期的農、工、商業發展蓬勃,下迄戰國,大都市遂臨立,富商亦日益眾多,這亦是符合商業發展蓬勃的規律的。

需知商業之所以可能,有一能集商會市之地是極重要的,而一地能成為集商會市之地,人流旺盛必是首要條件(人流旺盛才可確保商販的供應有一定的需求),春秋末至戰國商業繁盛,即此時全國各地必有多個人流旺盛之地方可見。人流旺盛,商業頻繁,皆是大都市的特色,則春秋戰國商業之盛必連帶到大都市的興起。商業往盛,大都市繼而出現,這是商業發展必有的規律,春秋戰國先有商業之盛,再有大都市出現,不就是符合了商業發展必經的規律嗎?

在此宜補充一點,或問:以上分析只能說到春秋戰國時期有大都市的出現,卻說不到這些大都市在哪?這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如上述,這些大都市皆是人口集中之地,而在春秋戰國時代,一地之所以人口得以集中,原因不過二,一是此地聲名地位高,一是此地交通之特別便利。又只有各國之首都才能兼名聲高而交通便利之勢,如是者,則人流集中之地必是各國的首都可知矣。我們只需找出各國首都所在,自見當時這些大都市之分佈。

戰國時,齊的首都臨淄、趙的首都邯鄲、秦的咸陽等皆是大都市,來往買賣的商人眾多,而商業所得財富及興隆,又有利一國政治上的穩定及文化事業的發展,故當時的臨淄、邯鄲等同時又是政治及文化上的中心。

以上是戰國商業之盛促成大都市出現之解說,也可視為春秋戰國工商業興盛概況其中一面之簡述。

至於春秋戰國商業之盛促成富商眾多,此層更易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皆設關口,儼如有不同的獨立國家。各國由於地理位置不同,資源、所供應的軍事用品及農產品因而也不同;可是,各國的需要卻是一,是軍事上取得足夠的軍事用品,如是者,各國若要在軍事上取得其所需用品,其必定要經過跟他國的貿易可見。但誰擔任由甲國轉運物資至乙國進行貿易的中間人呢?商人。這些商人由甲國(如齊臨淄)用低價取得物資,再運至乙國(如趙邯鄲)以高價出售,扣除運費,當中的差價即是其所得的利潤了。當時商業頻繁,加上各國同有軍事需要,則農產品及軍事用品必定有市場,作為中間人的商人,以某國之所有供他國之所無,日積月累,遂成富商,春秋戰國富商輩出有如此。

就春秋言,當時的富商有鄭國的弦高、衛國的子貢;後期則有越國的范蠡;戰國時又有魏國的白圭、猗頓,趙國的郭縱。不過,在眾多富商之中,最具重要性的莫過於秦的呂不韋。蓋因呂不韋憑其利益計量的手段,使自己進入秦國之政治舞台,成為秦國之宰相(詳情如下:他先將其愛妾趙姬嫁予當時為趙國人質的異人,再助異人回國及使其得任秦國君,及後異人死,趙姬之子自順理成章成為秦國之新國君,但趙姬之子本是姬嫁異人前已懷的呂之骨肉,即呂實是助其子為秦國君,其子既為秦君而其妾既為秦太后,則呂不韋自可輕易入秦之政壇,任秦之宰相)。透過商業之眼光及所得金錢以擠身政壇的人物,歷史上實不多見。由於其異於他人之識見及野心,呂不韋遂成歷史上一特別著名之商人。

商業興盛又必代表交易流量的龐大,商代時,商業貿易數量不多,人民用以物易物進行貿易,尚可應付;可是,春秋末戰國初,一次貿易所要的物品數量是龐大的,再用以物易物之法的話,根本不可能進行貿易,再者,用以物易物的話,部份換得的物品如蔬果之類隨著日子的久遠亦易於變壞腐爛,加上當時貿易的數目亦繁多,於是,一新的交易媒介實是迫切需要。結果,各國始用各種貨幣取代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這可說是中國經濟史上一大進程。

我們且看看當時使用貨幣之概況:戰國時,韓、趙、魏鑄以鏟形之布幣為交易媒介。齊、燕則以刀幣為主。周、秦以圓錢為主;楚以蟻鼻錢為主。

至此我們或可發現一問題,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貨幣,當商人在甲國進行貿易後再至乙國進行貿易,其必然是要經過貨幣兌換的過程,但貨幣兌換是繁複而費時的,加上戰國時商業頻繁,一商人或要穿梭不同國家,若每過一國貨幣即兌換一次,這無疑是浪費商人的時間。我們又要想像當時的計算工具仍不是非常完善,雖然運算工具在春秋戰國時已有改良,但人手計算龐大數目,時間始終是要花上的,程序亦是複雜的。這對商人來說明顯是弊不是利。既然是弊,商人自厭之,但此弊之根源乃在於列國臨立及各自使用自己所鑄之貨幣所致,於是,商人基於自己利益,遂多傾向全國盡快走向統一,而不支持列國並立,後來秦快速的一統,商人之心態可說是是一決定之因素,由此,我們亦可見商業經濟因素之影響政治發展的一面。

大都市臨立,富商眾多,貨幣廣泛使用,三者皆是春秋戰國時期商業興盛的概況。至於春秋戰國農工業的興盛情況,農業方面,以秦國為例,秦便置有都江偃及鄭國渠等水利建設,以促進農業發展,《呂氏春秋.任地》後來又記載了「五耕五耨」,為當時農業耕作之技術,此皆反映秦農業設施改善,技術改進之況。由於農業興盛,遂令市場上有各式各樣的農產品得以出售,有助貿易;而農業產量高,軍糧即可充足,這亦有助軍事上力量的增進。工業方面,當時吳、越的刀劍,趙的冶鐵,齊的紡織,楚的皮革皆著名,楚辭言:「操吳戈兮披犀甲」,戈之類的兵器乃以吳國製造的為上乘,即此可證。而工業品種上又有製陶、紡織、造木、製革、煮鹽、漆器、刺繡等,部份官營,部份私營,種類繁多。以上則可為春秋戰國工業興盛概況之一面矣。

歸納而言,春秋戰國之經濟是承上而又再有發展的,以農業為基礎再於之上進行商業,此為承上一面;而農業產量的急升,私人工商業蓬勃,則為發展之一面。而又因有所發展,與之相應的結果亦隨之而來,大都市、富商皆是這些結果的例子,而其中之一貨幣的廣泛使用更因各國所用貨幣不同,為商人帶來嚴重不便,因而間接加速全國統一步伐的進行,這可見經濟對政治發展之影響有如此,學者不容忽視經濟一面之重要性。

現再談一下春秋及戰國時期戰爭模式之轉變,大體言之,春秋時期較重車戰,而戰國時期則有騎兵及步兵戰之出現,此為一大不同。其次,春秋之戰事延續時間一般較短,最長也不過數日,可是,到了戰國則不同了,一場戰事往往需數年時間以決勝負,以秦趙長平之戰為例,前後便歷時三年,即此可見。其三,春秋戰爭之規模普遍較小型,而戰國之戰爭則大型多了。再以長平之戰為例,趙國於是次動員的人數幾是全趙國所有成年男子之數目,換言之,即趙實動員全國成丁以應強秦,這在春秋時期的戰爭中是從不出現的,唯戰國特有,此又為兩時代戰爭模式轉變一要處。

除以上所說外,春秋戰事雙方普遍帶有人道精神,所用戰略亦不願傷及無辜,而重視守禮,以宋楚泓水之戰為例,襄公寧兵敗也不願承楚軍隊形未列而進攻,此明顯反映春秋戰事守禮之特色。可是,到了戰國,人道精神遂不再為各國所重,水淹他國都城、坑殺降卒等,不時發生,長平一戰,秦將白起即坑趙降卒四十萬,此即為一例。

或問:戰國戰爭何以變得如此凶暴?回想一下我們開頭說的大趨勢,春秋時,各國普遍仍滲透著周禮的習染,故其戰爭多尚禮而不殘暴;但到了戰國,這已是一不再談禮,而講弱肉強食之時代,若仍不凶殘對待對方,即為對己不利,於此情況下,各場戰爭的規模、使用戰略之方式等自必較春秋時更狠更不人道,只有如此,滅他人之國以圖一己之存方能成為可能,這某程度上亦是春秋戰國歷史發展必經之結果,不足深責。

回到戰爭形式之討論,在兵器使用上,春秋的兵器種類不多,殺傷力亦不大,多用青銅製成;戰國則多用鐵兵器,又有殺傷力較大的弩機,兵器種類繁多,這也是符合著兩時代各自的歷史發展趨勢,因而得出的結果。論春秋戰國二時代戰爭形式之不同及變遷大約至此。

在進入談文學之前,或可補充一些資料,從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即戰國時代,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而每次戰爭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據《春秋》記載的戰爭數目計算,春秋時則有戰爭483次之多。就表面戰爭數字看,或認為春秋戰爭激烈過戰國,可是,當大家想一想我們剛才分析的,哪個才是真正的戰爭激烈之時代,相信大家定會認為戰國才是答案,而不是春秋。

文學方面,其實可談的是可以很多的,事實上,文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是面對著同樣的問題的,即我們該重內部理路(文學史上之內部理路是指文學作品之賞析,思想史上內部理路是指各家思想之內容及概念),還是該重外緣關係(文學史或思想史上外緣關係皆指作品或思想生成之時代背景、地理位置等)。可是,本文無意於此等處周旋,本文旨在觀春秋戰國之文學如何由春秋戰國之時局所生成,又如何反映春秋戰國之況,其他關於賞析的,因和春秋戰國之治亂興衰關係不大,基於篇幅所限,遂不加敘述,盼見諒。

有關春秋戰國之文學,一般皆認為《詩經》是春秋時期的代表作品,《楚辭》則為戰國時期之代表作,但這只是粗略之說法。嚴格言之,《詩經》早於西周初年已出現,而《楚辭》則是戰國中晚期的代表作。

先說《詩經》,它分為《風》(共一百六十篇)、《雅》(共一百零五篇)、《頌》(共四十篇)三部份,共收了詩歌三百零五篇,以前人多言孔子有刪訂詩經之詩至三百,可是,錢穆《國學概論》便曾證孔子沒有刪詩之舉,筆者亦同意之,蓋孔子一向信而好古,何來刪古之詩的道理?此是說不通的,詳可參錢著。

詩三百中,有宗廟頌歌,如《大明》《清廟》等;有宴會歌,如《伐木》等;有田獵之詩,如《吉日》,這些顯是西周時期周公制禮作樂,作為禮樂之一部份,此部份之詩應周公之立禮樂而生,主要目的則在教化及渲洩感情。又《詩經》中有諷刺統治層上的亂倫情況,如《南山刺》、《株李刺》等;有反映人民生活困苦、抱怨統治者的詩,如《碩鼠》等,這些則為春秋時期人欲橫流,國君對下層人民進行剝削的寫照,此部份的詩應春秋時期政治及倫理的亂局而生,主要目的多是用以諷刺在上者及抒情。

我們或可見《詩經》此兩部份內容本身是有著內在矛盾的,一面似偏近王室,一面則似偏近民間。事實上,此矛盾何以會出現呢?一種解答是編制《詩經》時,周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風俗的盛衰,由於其為周王室的官員,自對西周之禮歌熟知,而其又把民間歌謠收集,故民間對在上者不滿之詩自亦因而被收入《詩經》。此解法乃漢代學者之看法。除此解之外,另有其他的解法,但於此不詳述了。總之,《詩經》內容上存在矛盾,此節可宜明白。

就寫作風格而言,《詩經》用詞較樸實,少浮華之辭,而內容題材上,亦偏重政治社會,偶有詩如《關睢》,宋朱熹曾譏為「淫奔之詩」,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已解釋:歌頌男女之愛乃為了家族後代之綿延計,此對維繫宗法社會乃至所必要,即《關睢》表面上是道愛情,實則仍是一具維持社會的功能之詩可見。《詩經》又少神話、宗教之引入,情感抒發亦較中和,不過於偏激,這皆是其特色所在。

何以《詩經》的特色有如此?這可從其所出現之歷史地理環境以解。因《詩經》是出於北方中原地帶的,中原地域文化水平較高,神話迷信自然相應較淡薄,故《詩經》不談神秘玄妙;又中原文化之基礎乃在周禮上,荀子思想曾言以禮節情,中原之文化高,即對禮尤重視,對禮重視,情即有節,發於文學詩歌中,情感表達上自不會過於偏激了;而中原人的性格又普遍踏實樸素,故所寫的詩自是偏重實際人生,即政治社會,用字亦較簡樸。

相比之下,《楚辭》則有著極大的不同,它是戰國時期長江漢水流域一帶楚國詩人所創作的詩歌總集,創始人為屈原,而後有宋玉等繼之。宋人黃伯思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此為對《楚辭》特色一簡介,可見其為一極具地方色彩之文學作品。漢成帝時,劉向輯錄屈原等人及漢代人模仿屈原詩歌體例而寫成的作品,編書名為《楚辭》,楚辭得名於此。

就內容上,《楚辭》,特別是屈原之作品,較重個人情感之抒發,對理想抱負之追求、奸佞小人之斥罵,於《楚辭》中時有見之;而對政治狀況的描述,它亦有之,但不如《詩經》般直接;又《楚辭》愛用蘭花、紫貝、桂木入詩,且有大量神話神仙之思想。浪漫色彩、個人主義濃厚,可謂是其內容上的特色。

而寫作風格上,《楚辭》的句式較《詩經》自由,後者以四言為主,前者則有四、五、六言。它又用字浮華,詞藻華麗,這亦和《詩經》之樸實詩風不同。

當然,《楚辭》的特色如此和楚地的環境及人物也是有關的。楚地相比於中原,文化不太深厚,宗教神話自然相應較易盛行及為人接受;楚於戰國時物質上之富裕程度亦高,在物質富裕之下,貴族生活浮華固是必然,而此種講究生活的態度發於文學上,即為求文字之精雕細啄,《楚辭》浮華即由此來;又楚文化不高,即禮不大盛,加上物質之富裕,遂使人之情感渲洩無節,個人顯得比一切更重要。歸結而言,因有楚地之特殊環境,故有《楚辭》一獨特的詩風,實可說矣。

《楚辭》中又以屈原之《離騷》最著名,其又有《涉江》,當中對楚國有奸佞小人阻礙朝政,國君之昏庸等痛加斥罵,這亦反映出戰國時楚國政治之實。回想一下我們談戰國時曾說過一人,名吳起,他曾因變法得罪楚國之既得利益者而被殺,這些既得利益者即為屈原所痛斥之人。由於他們,楚國行不到徹底的法家改革;由於他們,楚國國政日衰,這對愛國之屈原無疑是很大的震撼,加上其令己之愛國心不可付諸行動,於是,屈原遂對他們恨之入骨,化入文學中,即成為有伸志斥奸的《離騷》、《涉江》了。由此節,我們也見文學作品是有助研究某國歷史的。

《詩經》、《楚辭》是春秋戰國詩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學詩的起源,而文學這個大領域除了詩之外又有散文,春秋戰國時尤以歷史及諸子散文為要。歷史散文主要有《尚書》、《春秋》、《戰國策》等,而諸子散文則有《論語》、《孟子》等。就前者言,越趨後期,官方意識形態越淡,這和封建貴族地位下降,平民階級上升的歷史趨勢是有關的;就後者言,則我們已說過,越趨後期,各家思想越趨嚴密,越重邏輯,表現於文字上,自不可能再是片字隻語的語錄體,而是鋪陳細密的散文體。春秋戰國時期文學方面的概況大致如此。

關於經濟、戰爭形式及文學,我們都說過了,姑且再簡說一下社會、宗教。社會上,由春秋到戰國,實是一個封建貴族沒落,平民階段上升之時代,以往農民、學術、工商業屬於貴族王室,到了戰國,農民已成自耕農,私人工商業及講學亦盛,此可謂是社會上之一大變。宗教方面,中原地區的宗教思想是淡薄的,就儒學言,孔孟仍言有意志之天,至荀子則只言自然之天,無意志,即此可見。可是,於燕齊之沿海,卻仍有人信三神山(即蓬萊、方丈等地)有神仙及長生不老藥神話;楚地更是充滿神仙思想,觀《莊子》可見;後來鄒衍更立五德終始說,這些宗教迷信思想於戰國時尚未有大影響可生出,但到了秦漢則影響極大,它們同為戰國時之產物,這可作為戰國宗教上之簡述。

綜合全文而觀,雖然春秋戰國之經濟、戰爭模式、文學等各方面皆有不同的發展,但其皆因應一趨勢而行則一,因禮之逐漸失效,戰爭變得激烈,反映在經濟上遂為貿易軍事用品頻繁,反映在戰爭上為戰爭規模越來越龐大,反映在文學上為詩人各述其飽受戰爭及壓迫之苦況,春秋戰國歷史之橫面大約如是。而戰國時期平民階級興起及宗教迷信尚在等,經歷秦漢,終產生出極大之影響,此亦為春秋戰國歷史橫面一大重點,宜注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