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民變，跟蝗禍有關，見《元史》「蝗，民大饑」、「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蝗自河北飛渡汴梁，食田禾一空」。蝗蟲肆無忌憚侵蝕農作物，竟釀成嚴重的饑荒。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民間，深知蝗禍之苦，故即位後，每遇蝗災，必減免田租，以舒緩農民的經濟壓力。洪武年間，山西、山東、北平、河南等地皆曾發生蝗災。
至成祖，蝗禍依舊，其主要對治之法為派人捕蝗，見《明史》「捕山東蝗」、「蝗蝻害稼即捕絕之」、「遣使捕北京、河南、山東州縣蝗」。宣宗朝，仍「遣官捕近畿蝗」，但有意見反映「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捕蝗詩》的出現，可見成祖以來做法存有流弊。
派人捕蝗雖不完善，卻始終沿用 (因無其他更有效之方法)。二祖、仁、宣時，施行仁政，「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祖宗世代相傳，即使世宗、神宗疏於民事，災荒甫至，仍「必賜蠲振，不敢違祖制」。此為明代施政較為可觀的一面。又派人捕蝗以外，不時蠲減、振貸、均糴以緩和災荒造成的不良後果。
《明代蝗災與治蝗研究》統計，明朝先後發生蝗災 967 次，平均每年便要爆發三次蝗災，越到明朝中後期，頻率越高。
崇禎年間，「山東、河南蝗，民大饑」，「兩畿、山東、河南、山、陜旱蝗，人相食」，「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山東寇起」，我們有理由相信，明末民變越趨嚴重，跟蝗災無法遏止，饑荒連年有密切關係。
《明史紀事本末》有「中原群盜」一章，其中明白提到：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
據此，更見流寇滋長與旱蝗發生密不可分。
《劍橋中國明代史》以下一段分析值得注意：
……1641 年乾旱和蝗蟲成災……餓死許多人，到處是乞丐，殺害嬰孩，甚至人相食……由於普遍的糧食囤積和投機，食物價格上漲，而流通的白銀量急劇緊縮，情況更加惡化。在 17 世紀 40 年代，儘管水、旱、蟲災很嚴重，但在許多「饑饉」地區，顯然仍可買到大米，問題是價錢太貴，許多人買不起……盜匪活動增加，饑餓的農民在鄉村到處流浪覓食。
扼要言之，蝗災令糧食短缺，現存米糧被囤積，人民負擔不起天價，饑腸轆轆，遂淪為饑民，或加入流寇，或人食人。
這種情況，在新莽末年曾經出現，《漢書》記載「枯旱霜蝗，飢饉薦臻，百姓困乏，流離道路」、「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歷史出奇地重複，教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