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代新儒家第二代人物中，唐君毅在 1978 年逝世，徐復觀卒於 1982 年，只有牟宗三，於 1995 年離世，親眼目睹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以及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儒家向來重視外王，牟宗三本人亦不時對時政發不平鳴，他不可能對大陸學運及香港問題緘默其口，不發一言。筆者從《時代與感受續編》發現若干牟氏對學運及香港主權移交的評論，旁及對中共政權始終反對的理由，細讀其中文字，當可窺探新儒家政治取態之一斑。
以下是所參考的文章編年：
＜肯定自由、肯定民主 – 聲援大陸青年人權運動＞(1979 年 6 月)
＜理解與行動＞(1986 年 8 月)
＜「唐君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講辭＞(1988 年 4 月)
＜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1989 年 5 月)
＜談世運、論時局＞(1989 年 7 月)
＜九十年來中國人的思想活動＞(1990 年 7 月)
＜在中國文化危疑的時代裡＞(1995 年 4 月)
評西單民主牆事件及魏京生＜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大陸進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1978 – 1979 年間，北京西長安街和西單北大街交會處，西單體育場的圍牆，先後貼有多張表述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被稱為「民主牆」。魏京生 1978 年 12 月 5 日凌晨在牆上貼出名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報，提到：
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民主並不完全像列寧編造的那樣，僅僅是社會發達的結果。它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這個發達階段以及更加發達的階段中得以存在的條件。
此可謂對馬列主義的顛覆，嚮往英美自由民主思想。
他還認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個人獨裁。在 1979 年 3 月 25 日貼出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魏京生寫道：
任何政治領導人作為個人都不應獲得人民的無條件信任。假如他實行的是對人民有利的政策，他領導人民走的是通向和平繁榮的道路，我們就應當信任他，我們信任的是他的政策和他要走的道路。假如他實行的是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要走的是獨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應當反對他。同樣人民反對的是他損害人民利益和侵害人民正當權利的政策和反人民的道路。按照民主的原則，任何權威也必須在人民的反對面前低頭。
魏京生的敢言，終於招致中共當局的禁聲，1979 年 3 月 29 日，魏被逮捕。
牟宗三在台灣《聯合報》看到魏京生文章的轉載，有感而發，他說：
這確是一個很好的信息，這代表大陸青年的覺醒。「亡共在共」，這些青年就是未來的「亡共」之人。但是我們發現他們雖然反對共黨暴政，但對馬克斯主義總還有或多或少的幻想，對真正的自由、民主涵義總還有那麼「一間之隔」。(＜肯定自由、肯定民主 – 聲援大陸青年人權運動＞)
言下之意，魏京生的初心是值得肯定，其對馬克思主義、自由民主的理解卻不盡透徹。能對自由民主有真理解，必不復對馬克思主義心存幻想，如此方可有力反對共黨暴政，此大概為牟宗三的立場。
牟氏說：
像魏京生這樣的年輕人，正因為其身受共黨極權專制的災難與罪惡，所以對民主、自由便有真切的嚮往與要求。所以他不以共黨的四個現代化為滿足而要求「第五個現代化」，即人權、平等與民主的政治現代化。這「第五個現代化」事實上是其他四個現代化的根本。這一個問題既不解決，不僅如魏京生所說「一切有待解決的其他問題，都只能永遠是有待解決的」，而且共黨極權專制的災難與罪惡必更深沉，這就是「近代化」的共黨極權專制比希特勒、秦始皇更荼毒生民的原因所在，大陸反共青年必當深切認識清楚。再更進一步說，大陸反共青年不可像自由世界那些幼稚而愚蠢的所謂知識分子一樣盲目附從鄧小平、華國鋒把卅年來中國人民所受到來自共黨的荼毒與災難，都歸咎於「四人幫」。應知那是所有共產黨人都應該負的罪責！而且，共產黨人之所以造下如此滔天罪行還自以為「當然」，根本就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意底牢結」(ideology) 在作祟！(＜肯定自由、肯定民主 – 聲援大陸青年人權運動＞)
「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以此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心、進而提出「小康」及「小康社會」的概念。
按照牟氏的見解，「四化」要成功，自由民主必不可缺席，「人權、平等與民主的政治現代化」是「四化」茁壯成長的土壤，這一點，他與魏京生是一致的。
不過，「人權、平等與民主的政治現代化」更是醫治「共黨極權專制的災難與罪惡」的良方，救生民於水火的解藥，此層則魏京生未明言，而為牟宗三特別強調。
在牟宗三看來，魏京生乃至覺醒的大陸青年，有一致命弱點，即把共黨一切罪惡，皆歸咎於個別的人或群體，如「四人幫」、毛澤東。他們始終不知道「中國人民所受到來自共黨的荼毒與災難」，是來自黨的意識形態本身。共黨的壞，壞在意識形態，故全體共產黨人都要負責。共黨要變好，只有一途，即摒棄馬列那一套。
英國觀念史家伯林 (Isaiah Berlin) 曾經指出，哲學家的任務在於審視何種哲學或社會思想，用於改造人類現實時，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通過反思這些觀念，暴露出它們的殘酷本性，教世人予以警惕，是哲學家必須念茲在茲 (＜自由的兩種概念＞)。牟宗三對魏京生的批評，恰好反映其為一盡責的哲學家，他是在哲學思想的高度反對共產黨。
評紀錄片《河殤》
1988 年 6 月 11 日，中央電視台製作的紀錄片《河殤》首播。紀錄片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反傳統的精神，對諸多中國文化符號，包括黃河黃土文明、長城、龍，進行批判。同時表達出對海洋文明的嚮往。片中一再指出，中國以河流、大地為根基的內向式「黃色文明」導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後。為了生存，中國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並應該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有謂此片反映了改革派對改革開放陷入經濟困局的解讀 – 困局源於中國文化有太多傳統包袱。
《河殤》播出後，在青年學生中引起廣泛討論，一般民眾也熱烈關注，對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重新思考。牟宗三對《河殤》亦有意見，他說：
最近大陸流傳的《河殤》，說中國黃河流域的奶水給汲乾了，不能再創造文明，這是妄言。奶水並未汲乾，用佛敎的講法，奶水沒有乾，是你自作孽的結果。佛教有所謂餓鬼，餓鬼並非沒飯吃：明明是大米飯，你看來卻是沙，不能吃，因你造的業，沒有福；你口渴；明明是水是奶，而你看來卻是土，不能喝。在此，是因你的文化生命通不上去，隔斷了。明朝亡國，文化跟著亡了。顧亭林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天下即是亡文化。劉蕺山是中國最後一個理學家，絕食而死，內聖之學由此斷了。《河殤》的觀點實同於斯賓格勒的觀點，一次文化只開一次花，黃河流域已開過了，所以早就沒有了。斯賓格勒寫 Decline of the West 即持此觀點。假定從自然生命上看，不單只奶現在汲乾了，早就在經春秋戰國而至秦漢大一統時就完了；黑格爾也這樣看，英國人說到中國的史學，謂只有歷史的材料，沒有史學，因為沒有時間觀念，時間才代表發展。秦漢以後的歷史，照黑格爾講，是非歷史的歷史，只有空間的重複。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即是循環，那有發展？這是非常表面的，為何大家相信此觀點？文化不是自然生命，不是一棵草、一棵花，所以我們要離開自然生命看文化生命看歷史。(＜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簡單講，他不同意《河殤》的論調，徹底地摒棄傳統只是觀念障的結果，非中國傳統客觀上真一無是處。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綿延不絕，非一閃即逝，而可不斷的返本開新。用自然生命解釋中國文化的存續，根本不適切。
關於觀念障，牟宗三在＜「唐君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講辭＞有進一步闡釋：
大家現在都知道了，甚至鄧小平也知道要反對毛澤東，但反對是反對，他畢竟還是共產黨呀！他還要四個堅持，他的祖宗還是馬、恩、列、史，提到中國文化，就是一聲「封建」！這不是太無理了嗎？但現在中華民族子孫無論海內外有幾個人能從「封建」這一個口號中解脫出來呢？我且說一個故事來證明這一點：徐復觀先生在世時，廖承志曾到香港對他做統戰工作。徐先生畢竟是精明的，他反過來問廖承志說：「你們以前對中國文化糟蹋得這麼厲害，現在已經知道要反毛澤東、四人幫了，為什麼不把中國傳統文化仔細再講一點呢？」廖承志卻回答說：「中國傳統已經夠封建了，你為什麼還叫我們講中國文化呢？」他不知道中國文化是在人情人性之常道中有曲折搖擺的表現，並不如一般人所了解的封建。
共產黨改革派也好，一般民眾也好，始終擺脫不了「用邪眼看世界」，深中五四以來「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遺毒，堅決全盤否定傳統。牟宗三因此說：
鄧小平出來說尊重知識份子，但仍不重視教育、學術，知識份子連起碼的生活都過不去，這那裡像尊重知識份子？寫《河殤》的人為何不在這裡說話，你駡老祖宗幹什麼呢？共產黨的錯誤是共產黨的錯誤，傳統的缺點是傳統的缺點，有哪一個傳統是沒有缺點的呢？傳統的缺點要由傳統來解決，怎能兩者混在一起？《河殤》不准播放，為什麼不批評共產黨呢？卻要罵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與共產黨打成一片了！這誰能相信？(＜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河殤》後來被中共官方視為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反革命暴亂」的藍圖，乃八六學潮、八九民運的思想導源。牟宗三對《河殤》的批判，或多或少於當時大陸青年學生身上亦同樣有效：只知憑藉舶來的自由主義理論資源反對共產黨，卻不能站到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主流價值上去反共。如此生出的反抗力度必然是薄弱的，也是乏力的。
評八九民運及六四清場
1989 年 4 月中旬，胡耀邦逝世，北京高校學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在天安門廣場聚集，發起持續近兩個月的學生運動，要求中共進行體制內改革。共黨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採取強硬手段應對。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凌晨，中共調動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裝警察部隊等進入天安門廣場，對留守學生及群眾施以武力清場，期間在木樨地、西長安街六部口發生血腥屠殺。事後，大批學生、民運人士及參與群眾被捕，中共政治步入嚴冬。
對於大陸青年學生的遇害，牟宗三悲痛不已，他說：
這是道德的競賽。青年學生是以不怕犧牲的精神來與獨裁的共產政權作道德的競賽。(＜談世運、論時局＞)
在道德的、應然的層面，正面肯定學生的付出。
有見於「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性為「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工人所製造的動亂」，牟宗三嚴詞駁斥：
首先，我們看到學生是自發的對當前社會、政治不滿，要求改革，打倒貪污，後來才要求民主。他們是很單純的、很真誠的，不能說他們有預謀。但到上百萬人上街遊行，學生們自己指揮交通、維持秩序，這便形成一股力量。共產黨要鎮壓，便是把他們看成一股現實的反對力量。結果這麼多學生、市民被壓死在坦克車下，不是太悲慘了嗎？血肉之軀怎能擋得住坦克車呢？照一般人看法，中國現代化要流血，但流血只是工具的價值，不能要流就流。這亦反映了學生本身的單純性，不知道共產黨人是不講人性的、不講道理的，聚成一股現實力量以招他們之忌。結果共產黨用軍隊把天安門廣場包圍起來，對學生聚而殲之，這種事只有鄧小平等人才能做出來，太悲慘了。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我們肯定學運的價值，肯定學生的道德勇氣。但這麼多優秀份子死去，太不幸了。(＜談世運、論時局＞)
不過，就民運分子對自由民主乃至共產黨本質的覺悟，牟宗三不免有微言，認為「他們並沒有多少覺悟」。牟氏說：
六四以後的民運分子有許多逃到海外。這次的民主運動，使社會主義的意識消失了，使左傾的意識消失了。大陸社會上呈現的是自由民主的意識，但這意識表現在民運人士，由大學的知識分子到大學教授，再往上數到民國三十八年這些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如馮友蘭和費孝通，這些老、中、少三代大概都不相信左傾了，但究竟有多少覺悟卻很難說。從正面上說，他們對於從西方傳統開出近代化的自由民主能有多少了解，很有問題。民主運動的憑藉，當然在自由民主，而非馬、恩、列、史；正面是自由民主，反面當然是針對共產黨。但他們對共產黨的本質究竟能否透徹的了解，也很難說。因為他們反對的是共產黨的「官倒」、貪污這些腐敗的現象，卻不一定反對共產黨的本質。(＜在中國文化危疑的時代裡＞)
又說：
民運人士佔據天安門時，自始至終認自己是理性的，決非叛亂分子，也根本不反共。就像劉賓雁也是社會主義的意識，他只是反對共產黨表現出官倒等現象，卻並不反對共產黨的本質；他被共產黨開除黨籍，都仍然如此，肯定共產黨是個標準，何況是佔據天安門的民運人士呢？
就從這些地方看，這些民運人士從正面上來看，他們對於西方文化所開出的自由民主能有多少了解，頗成問題；從反面上看，他們對所反對的共產黨能有多少了解，也很成問題。對如此殘暴的政權，如果要反，當然是十分贊成。以前贊成，現在可以不贊成，這代表覺悟，所謂覺今是而昨非。這些民運人士的覺悟能到什麼程度，頗成問題；我看他們並沒有多少覺悟。(＜在中國文化危疑的時代裡＞)
在＜九十年來中國人的思想活動＞，牟宗三有以下一段話：
他們學運分子雖然反對貪污、黑暗、官倒，或者反對毛澤東、四人幫，其實這並非共產黨的本質，但共產黨即使對於這種反對也絲毫不讓步，真是十分可惡。這些青年人犯了什麼罪呢？就給坦克車輾成肉醬！當時連共產黨幹部也參加了，有幾百萬人，共產黨當時是真的駭怕。中南海的要人們，全都躲到北平西山的秘密軍事基地中，準備逃跑。他們害怕學運會「打」到中南海去，當時沒有打進去，真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當理性的力量發展到那麼大時，應該打到中南海去，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去劫牢，怎能在那裡等死，這不是迂腐嗎？佔著天安門兩個月，不進也不退，這不算理性；理性發展到相當程度，就要革命。當時沒有政治人物來指導這股政治力量，以致白白犧牲。發動幾百萬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後什麼時候才有這種機會呢？
對學生汲汲於靜坐絕食以求共黨收回成命、積極爭取與共黨高層會面不敢苟同，視為不理性。
按照牟宗三的看法，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源自「平等」觀念。他說：
共產黨這種變態心理，仇恨觀念，不是憑空的，它後面有觀念作領導。這觀念康德最能了解，就是「平等」這觀念。自由世界講自由，不講平等；共產黨講平等，不講自由。自由、平等兩者本來可以同時存在，但結果有分別。在自由世界，自由、平等一定有，但共產黨說，你的平等是假的，有剝削關係就不平等，所以你的自由也是假的。我們要人民吃麵包，不要選票。他是從第四階級來歪曲平等觀念。康德說一切罪惡就從這裡出來。為何有這歪曲？因為心理不正常，這些人都是《中庸》所說的「賤而好自專」的賤。賤民在社會上當然值得同情，他們原來受壓迫。他受壓，自然要求公平，要革你的命。所以康德稱這種罪惡為「文化上的罪惡」(cultural evil)，從平等觀念的歪曲而發生的仇恨與嫉妒。同樣是人，你為何吃兩個麵包而我吃一個？由這種嫉妒仇恨一轉，便發展到文化上的惡。甚麼是文化上的惡？文化大革命便是一例子，發展到把一切文化都毀掉。再進一步，文化上的惡發展到最高峰是魔鬼的惡魔道。康德講文化的惡以至魔鬼兩名詞，都是從人性中要求「平等」這觀念轉出來的……
……共產黨所犯的是由平等這觀念歪曲下來的惡，即文化上的惡。根惡是人人都有，只是顯與不顯；有人容易顯，有人容易化掉。文化上的惡卻是對神聖觀念的歪曲。
平等的觀念不可歪曲地了解。正常的講法不妨看中國聖人的講法。《論語》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賢思賢，這是平等觀念的正當的講法。所以孟子亦有「不恥不若人」的說法，都是盡性的觀念，想和其他人一樣。若因不如人便退縮的是沒用的。但共黨反過來他比不過你時，他不想自己努力和你一樣，而是他做不到也不讓你做到。這是由嫉妒而進為仇恨，康德的「文化上的惡」應如此理解。(＜談世運、論時局＞)
要對抗共黨，靠的是道德，更準確說是理想性、人性、常道。
和共產黨競賽，除原子彈外，最重要的就是道德競賽。道德是籠統的說法，其實就是理氣問題……剛才說道德，廣義的道德就是理想性。你的理想性強，就能夠把共產黨比下去。(＜談世運、論時局＞)
對治共產黨要靠理想性，恢復人性、常道……在自由世界，我犯了錯，下台就罷了，你不能把我全家都殺掉。由於這兩者後面的精神不同。自由世界不會這樣做，國民黨也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至少有些人性之常、自然之常。共產黨卻是變態的，現實社會上也有這種人。這亦合《中庸》所說的「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這兩句話。他一點知識都沒有，卻要獨霸眞理，所以說他「愚而好自用」。他屬於第四階級 (印度的賤民階級)，這種從第四階級上來的人，是野蠻人，一朝得志，反過來生起報復心理。一個貴族階級，他受貴族教養，儘管他很壞，但他的壞不會是這個樣子的。因為第四階級屬於 slave，這種人反常起來可怕得很。他們充滿仇恨，要報復，心理變態，一見你資產階級就討厭。他不承認科學，不會給你正常的教育；他狡猾，自己可能一點科學都不懂，但他可以利用科學來整你。中華民族正好落在這劫數上。所以共產黨不了解道家的智慧，道家要你少管，而他偏偏甚麼都要管。這樣無知妄作下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太可悲了。(＜談世運、論時局＞)
中國先哲的智慧中，儒家著重人性之常，道家著重自然之常，其因此是抗共的思想利器，不能以全盤西化一筆抹殺。
自由主義講究價值多元，理想性不夠強，空隙太多，容易讓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乘虛而入。故此，單單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抗共是不足夠的。
自由世界之所以吃虧，就是因為理想性不夠強，不夠明顯。因為自由世界講多元化，包袱太多，空隙亦太多。共產黨乘虚而出，把你承認的各個界限抹掉，讓他自己一個凸顯出來。本來在小資產階級的矜持中，仍保留一些人性、人道，但在鬥爭時，便變成包袱。共產黨便抓住這一點，把你吃掉。因此要永遠保持警覺，不能睡覺；你一睡覺，他就出來把你吃掉。這是長期的鬥爭。這些話我從前在《民主評論》上講過多少次，但那時沒人聽。(＜談世運、論時局＞)
他又說：
殺這麼多人，文化大革命殺那麼慘，居然還有人不以共產黨為罪惡，還相信那些宣傳，有什麼覺悟呢？
我們自己要開近代文明，為什麼卻要反對中國文化呢？中國文化哪裡會妨礙近代化呢？孔夫子並非科學家，也不能把所有學術全都完成；不能又要他當聖人，也要他當牛頓。這要求實在太多了，我們自己幹什麼呢？孔夫子幾時妨礙我們去念科學呢？孔夫子並沒有家天下啊！他言必稱堯、舜，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是禪讓。講民主政治為什麼要打倒孔子呢？這是不肖，中華民族子孫的不肖，廣東話所謂「衰仔」。(兩段文字見＜在中國文化危疑的時代裡＞)
一言以蔽之，「只反貪官 (共黨弊政)，不反皇帝 (共黨本身)」的態度是錯誤的，應該了解共黨賴以建黨的意識形態與自由民主價值勢不兩立，再援引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理想性與人性之常以抗衡之，方為適切有力的應對共黨之道。可惜學生及民運人士不能有此洞見，遂遭遇悲劇下場。
評香港主權移交
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期滿，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港督麥理浩 1979 年 3 月到北京與鄧小平會面。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並堅決表示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直至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為止，中英雙方多次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香港始終無代表參與其中。《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進入過渡期。適值 1989 年發生六四事件，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信心動搖，移民潮出現。牟宗三在香港經歷整個過程，他對香港主權移交乃至當時的輿論也有自己想法。
首先，他從一開始便懷疑「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以及鄧小平的道德人格。
鄧小平比毛澤東還壞，因為毛還有一套意識型態，而鄧則不成格，只會權術，顛倒是非。這次鎮壓學運，招致全球譴責，鄧小平卻說美國當年打越戰，學生反對，與警察衝突，也打死了學生，也流了血，所以你們沒有資格來批評我。我們沒殺學生，我們只打反革命份子。共產黨人便是這樣，有勇氣睜眼瞎說。你以為證據確鑿，拍有紀錄；他說沒有這回事，完全顛倒過來。現在鄧小平還說繼續開放，但又要四個堅持，殊不知這兩者是互相衝突的……鄧小平以為一國兩制可以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好處兼容並收，其實這兩種制度是相剋，將來必起巨變。不過巨變何時發生就很難說，這沒有時間上的一定……不過我們亦不必悲觀，這巨變的種子已埋下，巨變就有一日會到來。(＜談世運、論時局＞)
其次，他認為，英國人一旦撤出香港，香港百年來賴以安定繁榮的制度必不復存在。
香港之所以能安定、繁榮，是因為它的社會中有一制度存在。共產黨拚命瞎吹，說英國人能做到的事，他們也能；他們不知道這不是英國人或中國人的問題，而是屬於制度的問題。英國對香港採取自由、民主政策，香港自然安定、繁榮；但是只要「五星旗」一掛，安定、繁榮也就隨之消失。這也就表示：能不能使一個社會安定、繁榮不是個人本事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理解與行動＞)
其三，香港的普羅大眾、資本家、知識分子皆意識不到英國提供的充分自由的制度的可貴。
英國人提供充分自由的制度，一般人並不太意識得到，也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好處，平時還常常罵英國是殖民主義，等到英國人快走了，才想到充分自由的好處。一般投資的資本家在這樣一個自由世界中，他不一定能感受到這個自由制度，反正只要能投資賺錢就好了。然而從事敎育、文化的知識份子當該瞭解到充分自由的可貴，但還是有很多知識份子仍然不能感受到。所以社會上不是還有好多知識份子天天盼望共產黨來嗎？知識份子盼望共產黨來，這叫做「自殺」，也有人說這叫做「集體自殺」。這個時代有好些怪現象，而集體自殺也是怪現象之一。(＜理解與行動＞)
或受大中華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或對中共執政抱持樂觀的希望，或用鴕鳥心態面對人生，要之，香港人對主權移交中共無大痛感。尤其甚者，部份香港報章甚至以共產黨為標準。牟宗三說：
香港的左傾報如《大公報》或《文匯報》，當然是肯定共產黨是正統和標準，金庸所創辦的《明報》，也還是以共產黨為標準；只有《香港時報》和《快報》是以台灣為標準；《華僑日報》則在左右之間。當以共產黨為標準而來反共產黨，這樣的反，究竟有多少覺悟？他們還是在共產黨的圈圈轉，仍然肯定共產黨是標準，證明他們沒有覺悟；那麼他們對所號召的自由民主，由西方文化傳統所開出者，也就不能深刻了解，也不能領悟。開出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傳統，並不容易了解，並非一個時髦的玩意，而是有思想、有文化内容的價值。潮流可以東流西盪，但真理不可以。(＜在中國文化危疑的時代裡＞)
商人、市民愚昧無知，知識階層「集體自殺」，香港歷史走向新一頁，實際是窮途末路，牟宗三早已點破。
其四，他覺得鄧小平堅持在香港駐軍是另有盤算。
鄧很狡猾。他不是明朝那些昏君，他頭腦清楚得很。九七問題和英國人談判的時候，耿飆、黃華等人說九七年後不在香港駐軍，鄧小平不是罵他們「胡說八道」嗎？他為了經濟利益，可以暫時不管你，但把軍隊擺在那裡，但必要時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吃掉。(＜談世運、論時局＞)
1995 年，美國《財富》雜誌封面以「香港之死」為題，預言九七之後香港大倒退。所謂「香港之死」，並非經濟上完蛋，香港仍是富豪的樂園，仍是一個「能賺很多錢的地方」，卻會「變成北京的殖民地」、「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以裙帶關係與貪腐方式管治」、「不再重視法治」。
1981 年 9 月，勞思光在《七十年代》雜誌發表＜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提到：
一九九七問題並不是一個遙遠的、抽象的理論問題，而是會直接影響香港居民當前和未來的生活的大事。
在香港經濟未嚴重惡化以前，香港居民應當面對問題，形成一種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
1982 年 3 月，香港革新會民意調查顯示，70% 香港人希望香港維持現狀，15% 希望成為英國托管地，只有 4% 同意將香港交給中國。1983 年一項調查顯示，四成受訪者堅持維持現狀，24% 受訪者支持將香港主權交予中國 (參考東講西讀＜1982 年一項有關香港未來的民意調查＞及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五)：民主回歸的期望與哀愁＞)。
牟宗三以為港人對主權移交無感覺，甚至歡迎，未必是事實，但無可否認，他對香港前途的判斷，跟《財富》雜誌的預期是一致的，也和勞思光一類篤信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聲應氣求。
總結
當代新儒家從來不是象牙塔中的學術流派，其更有強烈的政治、社會、文化關懷。提倡儒學，重視傳統，主張返本開新，更多是要蕩滌政治之隆污。徐復觀 1979 年 11 月為雜文集寫的自序，提到：
我的雜文，包括的範圍相當廣泛；許多是由各個方面，各種程度的感發才寫了出來的。但以受到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及其遺毒的震盪為最大。這一震盪，直接間接，波及到我精神活動的各方面。震盪是發自良知所不容自已；在震盪中堅守國族的立場，維護國族的利益，不知不覺地與大陸人民共其呼吸，同樣也是來自良知的不容自已。良知是中國文化的根源，是每個人所以成其為人的立足點。先秦已有人指出，人民是「愚而神」的。人民所以在愚蠢中能發出不可測度的神智，以判斷政治社會上的大是大非大利大害，就是因為人民在自己生命之中能發出他隨生命以俱來的良知的作用。這是任何人在擺脫私利私見的一念之間，即可在自己生命內得到證明的最真實地存在。我不了解對這種基性的文化，如何可用過時的，架空的，實際關連不上的唯心唯物的濫調，來加以扭曲、誣衊、禁錮以致使整個國族的文化，走上絕域，永遠要靠警察，特務，來維持廣大而深刻的道德危機。
這番話，跟牟宗三的時政評論，在精神上、大方向上如出一轍。
李金強＜新亞研究所師友雜記＞：
復觀師受聘於研究所後，講授《史記》及《文心雕龍》兩科，至為叫座。其後新開《漢書》，余即選讀，然講至＜后妃傳＞，因江青與四人幫專擅，話題一轉，竟然談論中共政治，直至學期結束。故該科實為《漢書》與當代中國政論合講，由於復觀師曾與中共領袖接觸，講論時栩栩如生，如見其人。復觀師於東海大學任教時弟子蕭欣義為其編刊文錄，其中一冊為《論中共》，即復觀師於堂上所講論者。
據此，文史哲在當代新儒家眼中，不純粹是知識 (knowledge) 那麼簡單，更寓有道德人格。
今天有所謂新儒家第三、四代人物，要判別名實是否相符，最好是回到牟、徐等人的文字。又新儒家大師生於當下，會否附和當權者推動愛國主義民族復興大業，亦可思過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