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減少對人民的干預，「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只「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韌膳府」，結果農業、畜牧業繁盛，國庫殷實。
不過，北魏有一問題，即蔭附戶太多。所謂蔭附戶，即依附於地主豪強以逃避國家賦稅力役的一部分戶口。歷經戰亂，王朝又在草創階段，「禁綱疏闊」，於是「民多逃隱」。道武帝天興年間，一度嘗試整頓，「詔採諸漏戶，令輸綸 (絲) 綿」，意圖將蔭附戶納入國家戶藉，向其徵收實物地租。豈料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逃戶依然眾多。
神䴥二年 (公元 429 年)，太武帝御駕親征，大破柔然，「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及後又派成周公萬度歸討伐焉耆，「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復入龜茲，「獲其殊方瑰詭之物億萬已上」。連場戰爭勝利，令北魏「收獲珍寶，府藏盈積」。與此同時，國內由太子拓跋晃監國，拓跋晃「下令修農職之教」，往後數年，國家貯存有足夠糧食以供軍事行動之用。
文成帝 (拓跋晃之子) 時，地方長官只知謀取錢財私利，文成帝於太安初年派遣使者二十餘人循行天下，觀察民間風俗，審視老百姓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劣而罰之」，自此地方長官痛改前非，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獻文帝即位，身體力行，生活節儉樸素，為公卿之表率。他又時常思考該如何賑濟老百姓令其得益。天安、皇興年間，連年大旱，致使物價飛漲，絹匹千錢。對淮北青、冀二州用兵，尤其令山東之民苦於征戍轉運，獻文帝於是「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細緻言之，制度的具體內容如下：「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器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潘子正＜兩線物流的困境 – 關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新考察＞評價「租輸三等九品之制」：
在轉輸問題上，伴隨淮北五州請降而制定的租輸三等九品制，影響當更為深遠，因為此制無非顯示了北魏將物資分配更制度化，有利於保障物資能更穩定地供應南方。蓋北魏既推行儲糧廣戍之策，又與南朝相持不下，自然需分配內地物資以供應南方前線，如此則該制中「中三品送他州要倉」之物資，應當主要流向南線戰區，至少抵近河南淮北前線的山東地區應是如此。易言之，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在提供京師物資之餘，也建立了供應南方物資的制度。
他又進一步說：
北魏於征服淮北五州後所施行的租輸三等九品制，正是帝國應對新態勢 (案：戰爭由北方轉至南方) 而在物資分配方面所做的重要努力……標誌著北魏帝國內南、北兩大物流線的確立。
……在平城核心區隨著帝國擴張而不斷增長的同時，物資問題亦日見沉重……只要仍南北對峙持續，北魏南方邊境的物資需求就可說是「需索無度」……面對著南、北兩方的需求，北魏帝國最富庶的山東地區處境，則難免令人憂慮……
……獻文、孝文之世，北魏北方的敵人已然衰退，平城的戰略地位已不若崔浩當年……如果要跳脫此一困境，則改變北魏既有北重南輕之戰略布局，亦即遷都，應是較為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據此，孝文遷都洛陽未嘗沒有經濟因素在背後推動，旨在打破同時輸糧南北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