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亂後，中原政局動蕩。雍州 (甘肅、陝西、寧夏一帶) 以東地區，老百姓缺乏糧食，陷入飢餓困窘的處境。無以為生，唯有典當財物，甚至賣兒賣女，到處流徙。適值幽 (河北)、并 (山西)、司 (陝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冀 (河北南部)、秦 (甘肅)、雍六州遭遇蝗災，農業及畜牧業嚴重受損，又有大瘟疫，加上寇盜橫行，終致百姓喪命者無數，所謂「流尸滿河，白骨蔽野」。當時「人多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琅琊王司馬睿重視農業。移鎮建鄴後，地位較高的縣級官吏，按交出的糧食數量，決定等級的高低上下。另外，如非肩負宮禁中的值宿警衛，或有重要任務在身，兵士們一律要到田裡耕作，「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所得則放穀倉。太興元年 (公元 318 年)，下詔徐、揚二州種麥，其後每年雖有旱災、蝗災襲來，糧食不足的情況已有改善。
太興二年 (公元 319 年)，吳、吳興、會稽三郡爆發大飢荒，死者數以百計。開倉救濟之餘，東晉元帝下令群臣商討長遠對策，於是有應詹 (曹魏侍中應璩之孫) 的上表。
應詹指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卻「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換句話說，大家都坐食農業的成果，卻無一人願意去從事農耕工作。應詹覺得，情況如果持續，人民飽受飢寒之苦，必然會落草為寇。又貧富懸殊，土地兼併，弱勢社群必被欺凌。解決方法實為恢復曹操屯田故事，務農重穀，特別是江西良田，更加不宜荒廢，「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如此「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應詹還看出壽春的戰略價值，主張「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籓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壽春在東晉既是北伐前沿，也是偏安江左得以可能的屏障，且有相當的農業發展。
咸和五年 (公元 330 年)，晉成帝 (明帝長子，東晉第三代皇帝) 開始度田收稅，規定取十分之一，即每畝稅米三升。六年 (公元 331 年)，海賊肆虐，影響漕運，米無法北輸，遂「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未幾，水災、旱災、蝗災累年，農業收成受損，虛報數字開始出現。晉穆帝時有桓溫北伐，軍事行動頻繁令「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至哀帝，減田租，每畝稅米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 (公元 377 年)，除度田收租，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免除在役的人。八年 (公元383 年)，又增收更多米糧作稅收，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可以發現，東晉採實物地租，而且田租較西漢文景時期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為高，亦有額外的徵收和力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