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具有漢族認同意識？
按照余英時分析，曹雪芹雖出身內務府包衣家庭，他卻不是沒有發展出任何漢族的認同意識。這又跟他的交遊朋輩有密切關係。
誰是曹雪芹的交遊朋輩？二敦 (敦敏、敦誠)、張宜泉等。
敦氏兄弟是滿洲宗室子弟，但漢化已深。他們對先祖阿濟格的失敗感不平，也對自己受祖宗連累，於政治上長期失意，深感不滿。敦敏《懋齋詩抄》中有詩借詠南朝篡弑之事，諷刺順治、雍正兩朝事蹟。敦誠詠史更一再對明朝特致其惋惜之意。二敦「牢騷憤激」，對本朝政爭的黑暗看不過眼，不齒滿族先世之所為，對明代之亡寄予同情，凡此種種，皆深刻影響著曹雪芹，令其生起「漢族認同感」。
至於張宜泉，據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推斷，其家世可能也是內務府包衣旗籍，祖先或嘗有難言之痛。到了他這一代，已是潦倒非常，故和曹雪芹心境極為相似。宜泉作詩，含有對滿洲貴族統治的諷刺、怨恨，也不乏對當時政治的譏評。宜泉的叛逆性格、反抗思想，是他和雪芹之間的友情基礎。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未嘗不是受張宜泉的「叛滿歸漢」刺激。
《紅樓夢》舊抄本出現「大明角燈」和「耶律雄奴」，「大明」兩字連書在乾隆朝是最犯忌諱的，曹雪芹堅持用「大明角燈」這樣的字眼，反映其中必含深意。另外，「耶律雄奴 (匈奴)」的問題，當時凡是涉及「夷」、「狄」之類歷史上少數民族的字眼都是犯禁的，曹雪芹以嬉笑怒駡的態度來譏刺異族，這正是其「叛滿歸漢」的證明。
曹雪芹雖出身內務府包衣旗籍，但他早已「家業消亡」，換言之，其已從滿洲統治階層中游離分化出來了。在他的交遊圈子中，有不滿現實的二敦兄弟，亦有「叛滿歸漢」的張宜泉。彼此互相詩文唱和，令曹雪芹發展出某種程度的「漢族認同感」。體現在《紅樓夢》中，便是那些偶爾留下的譏刺滿清的痕跡。
曹雪芹反對的是什麼禮？
余英時認為，曹家早已投靠滿洲人，其在文化上已是滿人而不是漢人了。曹雪芹所反對的，是用來緣飾流行於滿族間的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的過時的漢族禮法，亦即八旗世家所遵守之禮法。
事實上，《紅樓夢》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皆為八旗世家。書中寫的喪禮與祭禮，都是流行於八旗社會的制度。又第十一回寫鳳姐在天香樓看戲，有「鳳姐……款步提衣上了樓來」，俞平伯所藏嘉慶甲子百二十回刻本上有一些嘉道年間的人的評語，在這一句下批道：「上樓提衣是旗裝」，鳳姐是穿旗人服飾。第五十四回鳳姐囑咐寶玉：「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只有八旗子弟須熟習弓馬，能騎善射才准作文考試，「提衣」、「拉弓」四字實際暗示寶玉是八旗世家子弟。
曹雪芹在嚴峻的禮法環境中長大，正因為瞭解得深，才能入室操戈，成為禮法的叛徒。《紅樓夢》一書處處暴露禮法的虛偽、醜惡，最顯著者，例如：
(1) 第七回借焦大之口罵「扒灰、養小叔子」，開宗明義點破隱藏在禮法後面的醜行。
(2) 第四十回劉姥姥被鳳姐諸人捉弄後，說：「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戳穿賈府的假正經，號稱禮法世家卻對她這個「莊家人」十分無禮。
(3) 第六十三回賈敬死後，賈珍、賈蓉父子在居喪盡禮、做孝子賢孫的背後，竟和尤氏姊妹鬼混。
有別於戴震反對以「理」殺人，曹雪芹重心在反對「禮」。他卒之在阮籍身上找到共鳴，在《莊子》中找到思想資源。
敦誠《贈曹芹圃》有「步兵白眼向人斜」，張宜泉《題芹溪居士》題下小注有「姓曹名沾，字夢阮，號芹溪居士」，「步兵」、「白眼」、「阮」皆指阮籍，可見曹雪芹是以阮籍自許。
至於《紅樓夢》與《莊子》的關係，第七十八回寶玉撰＜芙蓉女兒誄＞，明言「遠師楚人之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另第二十一回寶玉讀＜篋＞篇並續莊子文，第二十二回引＜列禦寇＞篇，第六十三回妙玉的「畸人」之說，俱見《紅樓夢》深受《莊子》影響。
曹雪芹對老莊痛斥儒家禮法感同情，也對阮籍「禮豈為我輩設」相投契，阮籍不能忍受魏晉高門的偽禮法，曹雪芹不能忍受八旗世家的偽禮法，二人因此精神相通。
《紅樓夢》以「情」為最後歸宿，是因為「情」正是「禮」的對立面。曹雪芹最為傾倒湯顯祖，湯顯祖是把「情」放在「性」或「理」的對立面。與曹雪芹同時的戴震，也是用「情」和「自然」來打擊「理」。曹雪芹講「禮」而不講「理」，是因為在特殊的八旗背景下，「理」的壓力遠不及「禮」來得直接而沉重。
《紅樓夢》兩個對立的世界，其實就是「情」世界與「禮」世界的分野。前者出於自然，是「真」的、「乾淨」的；後者乃由人為，是「假」的、「骯髒」的。以「情」為中心的大觀園，處在「禮」世界的重重包圍之中，其在真實的人間終究不可能存在。故此，在《紅樓夢》最初構想的階段，大觀園注定終歸於太虛幻境，這是一個必然的結局。
[主要參考資料]
＜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二文收錄於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