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羅夢冊《福利宣言》出版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細究其思想，既不支持資本主義，亦不靠攏共產主義，堅決走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其實即摒棄兩主義之缺點而吸納其優點，哲學地說即所謂「揚棄」(Aufheben)。
他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是：太過著重個人私利的積累，損害社會公利，導致多數貧窮。言下之意，未有損害社會公利，甚至促進社會公利，令大多數人富裕起來的個人私利的積累，他是不反對的。
至於共產主義，他不喜歡其集體先行，為求達到目的，不惜犧牲自由民主。然則，以個體先行，將自由民主凌駕於一切目的之上，這樣的共產是沒有問題。
此處必須釐清「自由」是指政治自由 (political liberties)，即一系列基本人權 (rights)，如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民主」是指代議制憲政民主，有憲法保障各項自由，亦有執行憲法的機構。
羅爾斯 (John Rawls) 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 年出版) 回應效益主義的挑戰，其中一個策略便是將一系列基本自由置於無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一資源分配能帶來大多數人最大幸福，只要涉及犧牲小部份人的基本自由，這一資源分配的方式都是不應該的。
反轉過來，只要私有財產制和自由市場競爭能更有效地讓人充分行使各項基本自由，私有財產制和自由市場競爭是沒有需要被廢除的，甚至貧富差異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這便是所謂「差異原則」，世上存在富者和貧者，人才會有動力上進工作，不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
孫中山先生將「民生主義」看成「共產主義」，但「民生主義」有兩要點：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請注意，他不是要取消地權、消滅資本，而是平均和節制而已。這裡和羅夢冊「揚棄」資本主義相一致。
又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孫中山通通反對，「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
羅夢冊也認為政府應實現先秦儒家「天下為公」的理想，「……吾輩人類今日應去……不是那些往昔宗教教主們或某些哲學英雄們所慷慨賜予我們之那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極樂世界，或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而只是一個素樸無華，適宜於人類居住或較適宜於人類居住的世界，進而以達人類的自由社會」，天堂不在彼岸，而在此世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懷、幫助，謂羅夢冊繼承中山先生「民生主義」實不為過。
無獨有偶，羅爾斯講財富通過稅收形式再分配給弱勢社群時，背後亦是「有能力的照顧弱的，弱的將來回饋社會」的觀念在主導。
羅夢冊深信，第三條道路最終會成就出「福利國家」。「人權經濟」、「福利政治」則是「福利國家」兩大特徵。
他解釋「人權經濟」：「人權經濟，要協助一國之內每一個勤奮善良而自助的人民，建立起一個個極小型之經濟腳石或經濟堡壘，使人民自己能夠立在自己的腳石上站起，於必要之時，尤能躲在自己的堡壘之內，捍衛他自己的基本人權，亦即捍衛他們自己的政治獨立與自由」，據此，即是「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訓練人民擁有謀生技能和知識，以捍衛自己的人權和自由，不致於窮困得淪為奴隸。
至於「福利政治」，是指實現以人民福祉為依歸的民主政治。政治不應該是「人『統治』人」或「人『對付』人」，而應該是「人『服務』人」或「人『款待』人」，與其跟「權力」聯繫，不如以「福利」取代。如此政治方能造福人群，建立「合理的世界」。另外，權力應由政府下放至人民手中，使人民能夠掌握和決定資源的開發，實行「草根民主」。人民亦應有解決勞資糾紛的能力，問題可經由勞資雙方訂立契約解決，無須政府出面仲裁。
英國稱公務員為 civil servant，servant 的字根為 serv，等於 serve，有服務、服侍、侍奉的意思，誰是服務的對象？人民。羅氏的福利政治觀實際是從英國文化中來。至於通過契約解決問題，也是英國傳統，自霍布斯 (Thomas Hobbes) 至洛克 (John Locke)，皆好言「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無須政府插手，是因為制度化、常態化。對契約和制度的看重，反映羅夢冊在英國自由主義傳統中擷取理論資源。
(二)
《福利宣言》大講理想的政治該如何如何，這已屬於政治哲學的領域。周保松說：「既然道德證成是分析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那麼其性質必然是規範性的……而是探究價值倫理的應然問題……政治哲學關心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活在一起』這個根本的道德問題。」(＜行於所當行：我的哲學之路＞)
在羅夢冊看來，「福利政治的開拓，就是人權經濟的實施」，「人權經濟」「順行而無阻」，各國必會以紓緩鄰國災難、幫助不幸地區進步為己任。當世界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福利水準之上，國與國、人與人的距離必然縮至最小。現有的國家會逐漸消失於世界性的組織與社會中，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最後，人類亦將跨過這個世界性國家，而邁進到沒有國家的「自由社會」，達到真正的「自由境界」。
羅氏的終極政治理想，與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在《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所提倡的相近而又不盡相同。康德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實行共和制，即「代議民主制」，而且自由國家應組成聯邦，合力維護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兼以國際法保障世界公民權。羅氏該會同意前半，至於後半，他更傾向成立世界性的組織 / 國家，再進入無國家的社會，此極有可能啟發自共產主義國際革命、工人無祖國等觀念。
無論如何，羅夢冊否定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兩極化，採取一中庸之道，同時主張把「禪讓制」現代化，將政治和經濟權力轉移至人民手上，發展符合「中國歷史要求的民主制度」，視之為應然的歷史進程。凡此種種，俱和當代新儒家的理念相契。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提出，順乎中國君主制度本身之發展，以及中國文化對君主制政治之反抗與要求，中國政治是必須取消君主制度而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又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為政治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
羅夢冊說：「走到自由社會，把人性實現，是要經過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手段才能達成。」換言之，「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即「福利政治」) 都是為了成就「人性實現」。那麼，羅氏如何看「人性」？他提出「理性人」、「經濟人」、「政治人」之綜合的一致的人格。「理性人」的內容，可能跟羅爾斯講的「自由人可以憑理性能力構建、修改和追求自己的人生計畫」相通。「經濟人」的內容，可參考亞當．斯密 (Adam Smith)《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以下一段：「每一個人，不需要自己關心社會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去推動社會的福利。他只需要關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政治人」方面，孫中山先生說：「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結合起來，為了個人一己的人生及利益去理會公共事務，這就是人性。此處人性無道德意涵，而為價值中性，屬典型自由主義立場。
總而言之，其理論以英國自由主義為骨幹，上接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和孔子的仁政王道，下通英國工黨及美國羅爾斯的「左翼自由主義」(又稱「自由平等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兼與當代新儒家有對話溝通的可能，以解決社會兩極分化。其價值不可謂不大。
[主要參考資料]
1. 官德祥，＜羅夢冊教授的生平及其歷史應然論＞
2. 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