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華仁書院的中三學生李納祈撰文「探討唐宣宗對於唐朝未能真正中興的責任」，獲第六屆「香港中學中史研習計劃」初中組一等獎。然細究其說，頗多目睫與皮相之論。今本乎以事論事的態度，逐一加以駁斥，亦還宣宗一公道。
(1)
李納祈說：
唐宣宗用人不當……依靠馬元贄 (生卒不詳) 等宦官，叔繼姪位。
須知自德宗起，宦官每掌禁軍，干預帝位廢立，是時馬元贄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與之合作絕對是明智之舉。
況且，據《新唐書》，是「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為皇太叔」，李忱處於被動地位，何來主動勾結馬元贄謀奪帝位？
(2)
李納祈說：
他登基後著手正其位，先收復河湟三州七關，又誣穆宗 (李恆，759 – 824，820 – 824 在位) 為弒逆憲宗 (李純，778 – 820，805 – 820 在位) 之黨，急欲証明自己直接繼承憲宗。
讀李忱自撰＜收復河湟制＞，明明交代了收復河湟的因由，他說：
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奸，遂縱腥膻，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佑，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刷恥建功，所謀必克……
「河湟地區」指今青海省和甘肅省境內的黃河和湟水流域，本為唐朝與吐蕃的邊境地帶。《新唐書．吐蕃傳》記有「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安史亂前，唐朝於該處設有節度使，後因勤王需要，兵力調至中原，西北空虛，吐蕃遂有機可乘，一度攻入首都長安。
安史亂後，唐朝無力恢復對河湟的控制，至宣宗而重奪。這絕對是唐室中興一個重要指標，不可輕輕帶過。
又「誣穆宗為弒逆憲宗之黨」云云，這主要是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講法：
考諸稗官之傳記，宣宗既立，追憲宗之讎，郭氏迫欲墜樓。弒逆之跡，暴露於論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釁之所自生，則惟承璀惑主以易儲，故激而生變，郭釗所云俟之者，正俟此一日也。穆宗以適長嗣統，逆出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塗飾。(《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王氏的話，可作為其個人的推論，但述史要講究證據，《舊唐書．憲宗本紀下》：
時以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
《新唐書．王守澄傳》：
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
據此，憲宗顯然是死於宦官之手。
至於「宣宗既立，追憲宗之讎，郭氏迫欲墜樓」，兩唐書本紀皆無記載，只見於唐人裴廷裕的《東觀奏記》卷一：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依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懿宗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
從「追恨光陵商臣之酷」、「懿宗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上大怒」，宣宗確實與穆宗生母不和，亦曾追究憲宗被殺案。
但穆宗生母乃憲宗被殺的幕後黑手，裴廷裕也不敢肯定。李納祈說宣宗誣穆宗為弒逆憲宗之黨，這是建基於王夫之的個人推測而說的，在史料上並無確切證據可以支持的。
退一步，就算宣宗要為父親之死追究責任，這也可以是出於孝心，而不一定是要為自己繼位尋找合法性和正統性。
(3)
李納祈說：
為了擺脫前朝影響，他罷貶前朝受重用的「忠臣」李德裕 (787 – 850)，而任用庸才白敏中 (792 – 861) 為相。其後宣宗用人更是不濟，崔鉉 (生卒不詳)、令孤綯 (生卒不詳) 拜相，二者皆為李宗閔 (? – 846) 舊黨。崔鉉秉政時期，在朝大行朋黨，提拔親信鄭鲁 (生卒不詳) 等人，並受到於大中初期復辟的宦官的奧援；令孤綯更是荒唐，排擠優才，尤好延攬同氏為官，引致時人冒充令孤氏，又不敢抑制宦官。宣宗棄尊彝而寶康壺，大中之政為此三佞臣所把弄而敗已。
敢問「忠臣」如何界定？在李忱眼中，李德裕又是否一「忠臣」？＜再貶李德裕崖州司戶參軍制＞提到：
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藉門第，叨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奸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榮，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妒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誌。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讒構生加諸之釁，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
專權而有僭越的野心，借朋黨之名排斥忠良，是李德裕兩大罪狀。在宣宗看來，忠良在李德裕的對立面，不是李德裕及其黨羽，李乃權臣也。
關於白敏中、令狐陶，兩唐書記曰：
a. 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舊唐書．李紳傳》)
b. 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舊唐書．李德裕傳》)
c. 魏抃，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征，貞觀朝名相……抃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抃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謨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為令狐綯所忌，罷之。(《舊唐書．魏抃傳》)
d. 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舊唐書．鄭畋傳》)
e. 初以河、湟收復，百僚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愚昧所能及。」(《舊唐書．宣宗本紀下》)
f. 元藻既恨德裕，陰為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舊唐書．吳汝納傳》)
從 a、b、d 三條，可知二人站在李德裕對立面，即宣宗眼中所謂「忠臣」。
從第 b 條，可知李德裕尚有容人之量，具道德情操，白敏中、令狐綯則全不講道德。第 f 條更見白敏中、令狐綯集團是以「利」而相結合。
由第 c 條，可知白敏中、令狐綯集團排斥朝中正直勢力。但另一邊廂，第 e 條見白敏中、令狐綯集團愛阿諛奉承，討好宣宗。
李納祈的評斷大致無誤，卻忽略了一非常重要的因素：社會階級。
陳寅恪指出：
李栖筠者，吉甫之父，德裕之祖也……李德裕所言其痛惡進士科之理由，蓋承述其祖栖筠貢舉議之說……是栖筠之父載，終身不仕，而地方官吏敬憚之如此。斯亦山東士族本為地方豪強，不必以仕宦而保持其地位勢力之例證也。(＜論李栖筠自趙徙衛事＞)
李德裕出身趙郡李氏，家世顯赫，有相當程度地方影響力，還要痛惡進士科，偏偏白敏中、令狐綯、崔鉉都是進士出身，無家世背景。後者要在朝廷站穩陣腳，怎能不趁前者失勢，往死裡打？
「忠臣」對「庸才」、「佞臣」只是表面，背後實際是進士出身的官僚跟南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的鬥爭，是新興的庶族地主跟舊有的門閥世族的鬥爭 (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因無家族支持，只好巴結掌禁軍的宦官，只好用人唯親以擴大黨羽，亦只好唯皇帝的旨意是從。當然，在宣宗的角度，他亦樂意看見群臣是如此貨色，因他本身即為一強勢君主，李德裕陣營的直言極諫反而猶如芒刺，加上其家世背景，宣宗尤其覺得這是一種威脅，非去除不可。
錢穆先生常說治史貴在「同情地理解」，李納祈道德批判有餘，對宣宗的用意、牛黨的困境，似未能客觀、虛心地了解。
(4)
李納祈說：
唐宣宗沒有把握經濟契機。武宗推動「會昌滅佛」，收膏腴田地數十萬頃，還俗僧人 26 餘萬。隨著兩稅戶因僧人還俗而上升，唐朝稅收亦會逐步上揚。然而宣宗急於「去武宗化」，重新興佛，重建寺廟，非但沒有好好運用前朝所定下的經濟基礎，反縱容僧人，動搖中興的經濟根本。
須知道，宣宗父親唐憲宗對佛教是非常尊崇的，甚至要親迎佛骨，迫得韓愈撰《諫迎佛骨表》抨擊佛教。宣宗以繼承父志自許，他怎能持續行排佛、滅佛的路線？此不是不孝嗎？
再者，《宋高僧傳》記有「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竺教」，「楊公」即楊欽義，他擁立宣宗有功，且握有禁軍，請恢復佛教，宣宗可以不從嗎？
近年更有學者指出，宣宗企圖把佛教納入政府的管制範圍，對佛教進行一定限制 (王偉歌、張劍光＜唐宣宗對佛教的限制及原因探析＞)，如是，「重新興佛以致沒有把握經濟契機、動搖中興的經濟根本」云云，只是史實的一個方面，內裡實另有隱情與苦衷。宣宗是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可能的事。
(5)
李納祈謂宣宗抑制宦官華而不實，比憲宗、穆宗更為不足，遑論與太宗相比。
第一，唐太宗朝何來有宦官問題？宦官問題始於唐玄宗，但玄宗高力士乃忠君護主，則宦官問題始自肅宗朝之李輔國。用太宗和宣宗比較，完全不妥當，謂宣宗是「小太宗」，也不是在抑制宦官上去講。
第二，憲宗、穆宗皆由宦官擁立，任內無顯著抑制宦官之舉，宣宗縱使虎頭蛇尾，華而不實，也曾嘗試過抑制，這難道不是中興？怎能因其未竟全功而一筆抹殺？
(6)
李納祈說：
第四，宣宗未有妥善整治藩鎮與及外交問題。武宗朝尚且借幽州陳行泰 (? -841) 等亂事，以朝廷親信張仲武 (? – 849)，贏得幽州順命；宣宗則於張仲武死後盧龍內亂中處於被動，除了拜逃到長安的張直方為金吾大將軍外，僅順從盧龍要求，可見其對河北情形的愚昧。此外，大中五年 (851) 八月，吐蕃內亂，張議潮 (799 – 872) 乘機收復河湟十一州來降，宣宗除了封其為歸義軍節度使，卻沒有提供其他補給及軍隊接應，可見宣宗君臣對歸義軍與對幽州藩鎮無異，皆不予理會，並未有匡正地方以及外交之威脅。
主動介入未必是好，「無為而治」也可以很寶貴。
以張仲武知盧龍留後一事，李德裕熟知河朔形勢，當然沒問題。但至宣宗朝，李德裕已不在朝中，與其在京師遠距離觀望幽州和河湟形勢，不如讓當地人自行處理，這本來是國史一貫慣例。
張直方本為留後，因軍中兵變被逐。其父張仲武，屢敗回紇，任直方為左金吾衞大將軍，是追念其父功勞。
至於張義潮，沙州敦煌郡豪族出身，有力量推翻吐蕃統治。他到長安表示臣服，面見唐宣宗，純屬形式上的禮儀，難道宣宗可以不讓他當節度使？在沙州設置歸義軍並讓張義潮擔任節度使兼十一州觀察使，是中央朝廷無力控制地方的不得不已，非有能力匡正而刻意不予理會。
(7)
唐人劉知幾《史通》言治史該具備史才、史學與史識。「史才」者，寫字有文采，古人所謂「辭章之學」。「史學」者，具備廣博的歷史知識。「史識」者，客觀分析史料，不能「以論代史」，而要做到「論從史出」。清人章學誠在「三長」之外，加上「史德」。「史德」者，實事求是的正直品德，當然也包括同情瞭解古人處境，不胡亂誣枉古人。
今觀李納祈文章，中三水平，旁徵博引是達標了，但能走入宣宗的心境、了解牛黨黨人的艱難、把握安史亂後唐室左支右绌的情況嗎？同情某一邊，狠批另一邊，動輒作道德的批判，是容易的。但勿忘記忠臣是人，奸佞也是人，任用奸佞的皇帝也是人。是人，就必定有優點，有缺點，也有局限，怎能只偏袒一邊呢？
「向前四帝作出報復」，至少我們今天仍見到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的名字載於史冊，宣宗未有除名毀憶。「罷免能臣」，李德裕倒有權臣的相啊！「縱庸擾國」，用一班不反對自己、唯唯諾諾的人有何不可？漢武帝不也是這樣嗎？「抑制宦官以及開疆拓國之事上亦乏善可陳」，既從宦官手中接過帝位，抑制談何容易！至於開疆拓土，安史亂後，維持政權於不墮已甚艱難矣！
據此，宣宗有少量功績，如收復河湟，稍微抑制宦官，已是十分了不起。「小太宗」不是說宣宗真能做到如唐太宗，「中興」也不是指能恢復到盛世時期，宣宗只是在晚唐諸帝中較有明君的影子，較能令唐室聲威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