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知識界，能斬釘截鐵指出現代化 (西方化) 就是英美化者，寥寥可數，故余杰「大光」系列必為經典。余杰也大量吸收前人識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煉自己的觀點。最明顯如西方文明內部存有英美與歐陸的分裂，這是出自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又清教徒喜歡勞動榮神益人，成就資本主義，此乃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見解。
然而，「大光」系列不是沒有缺點 (或稱局限性)。細緻言之，缺點有三：
I. 過份看重思想對歷史變遷的影響
余杰相信，現代化成功與否，取決於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適應與消化程度。
然而，吾人可追問，「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適應與消化如何可能？」這裡便涉及一民族能否虛心理性地向外學習、對傳統文化能否放下乃至揚棄、有無外在助緣 (如被英美殖民) 等前提條件。
以中國大陸為例，余杰為華語世界無保守主義論述扼腕，但即使有了，以中國人對「性善論」及道德教化的執迷、對天朝大國的強調、對自身文化極具自信，其能踐行相關論述，脫胎換骨嗎？這是個問題。所以，劉曉波才會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余英時在《歷史與思想》自序有一段話，發人深省：「現代行為科學的長足進展，使我們瞭解人的思想和行為在某些層面上確然是被決定的……肯定決定論在某些層次上的有效性卻不等於否定思想在歷史上的積極功能……所以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在決定論的基礎上活動，另一方面則也具有突破決定論的限制的潛能。」
余杰看到清教徒觀念秩序帶動歷史進步的一面，但對各國自身實現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助緣條件探討不夠，亦未具體指出其淨化、揚棄之路徑，只是浮泛地講自身民情與傳統影響著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吸收。
II. 忽略其他關鍵因素
此在分析歐洲不同失敗模式時特別明顯。
以法國為例，其不能如英美平穩轉進，反採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這與波旁王朝的高壓統治不無關係。
又衝擊巴士底獄後，並非馬上走入恐怖統治，有兩件事至為關鍵，一是路易十六口講支持制憲，暗地裡通過密信告訴西班牙國王他的言行全部無效，皆是處於逼迫下的無可奈何，且計劃出逃。另一是歐洲其他專制保守國家出兵鎮壓大革命，新成立的共和國隨時有傾覆之虞，遂要加緊「捉內鬼」，避免有人和外部勢力勾結。前者造成路易十六一家上斷頭台，後者造成恐怖統治。
把法國現代化出現暴力流血，歸因到啟蒙哲學家把理性、暴力革命和人自身當作「新宗教」、「新偶像」，這其實只講到史實的一個方面，卻非全相。
又例如俄國，沙皇體制不是一味暴虐，亞歷山大二世任內，便進行過改革，只可惜一旦改革，群眾就有期望，當期望落空，反應便大，亞歷山大二世卒之在聖彼得堡被民意黨 (人民意志黨) 成員炸死。兒子亞歷山大三世見父親厲行改革，反不得好下場，遂把心一橫，不再改革，堅持斯拉夫傳統，他下令建造的滴血救世主教堂，便是極傳統的建築，背後含有政治表態。
將俄國淪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歸因到東正教教義未能軟化沙皇暴虐，阻擋共產主義思潮，這只能說是一個方面，事實上，整個轉變非常複雜，最簡單，德國不送列寧回俄國搞革命，赤色政權未必能成立。余杰對史事若干細節未能注意，此乃宏觀論述與思想史研究的局限。
III. 漠視中國文化的理想面及華夏轉型的具體執行
將中國文化歸結為「秦漢秩序」，此是從實然 (即歷史上發生過) 層面看。可是，中國文化還有應然層面，即理想的一面，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之心、荀子的性惡、墨子的兼愛非攻、莊子的逍遙齊物、老子的順其自然，果真一無是處？是該被全盤拋棄、清理的廢物？是待刮的毒素？筆者有所保留。
退一步，就算真的如此，「中國人要成為正常人、健康人、自由人，必須拋棄沉重的傳統，輕裝上陣，方能向著標桿直跑」，具體如何個做法？余杰指出了大方向，卻漠視轉型的具體執行。
美國華裔學者林毓生在七十年代提出「創造性轉化」，有別於新儒家主張「發揚固有文化」、「文化復興」，林氏重視英美價值與中國傳統的連續性而不是全盤斷裂，在連續中要有轉化，在轉化中產生新的東西，他稱之為「辯證的連續」。
林氏多次重申：「簡單說，是把那些這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轉變成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簡言之，名仍是中國舊有的，內涵卻完全改為英美的。以「神」字為例，現代的「神」字是指新教的上帝。又如「仁」字，現代的「仁」字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愛護尊重，相當於博愛 (fraternity)。又如「禮」字，現代的「禮」字相當於外在的民主法制，其背後的人性基礎即為「性惡」，「性惡」相當於「原罪」觀。
通過「創造性轉化」，中國舊有思想觀念將發生根本的質的改變，「全盤拋棄」云云自不必說，對中國先賢留下的亦有所更新及交待。
林毓生的見解，與英美注重歷史沿革的保守主義傳統，可謂一脈相承。這也是一代一代中國人力所能及，而不易流於偏激。余杰的看法辛辣有餘，卻欠平正溫和。
總而言之，余杰「大光」系列見解精闢獨到，世所罕見。正所謂「瑕不掩瑜」，余杰表示，寫此系列時，「左派的觀念秩序讓歐洲的精神傳統千瘡百孔。大量伊斯蘭移民和非基督教文化的移民的湧入更讓歐洲的基督教根基搖搖欲墜」，「美國是清教徒觀念秩序最強大的國家，儘管也面臨左派思想的腐蝕」，「大光」系列之出世，真可謂應運而生，呼應時代訴求，「這本書原有的單一的初衷 – 為中國尋求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變成了雙重初衷 – 首要的目標是幫助美國捍衛賴以立國的清教徒的觀念秩序」，由此也見余杰治學具有極強的經世致用面向、入世關懷，非固守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