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記・孔子世家》有以下兩條：
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身處危急關頭，隨時丟失性命，卻處之泰然，為什麼能如此？原來他相信自己是承擔著天賦予他的使命，這個使命是什麼？就是傳承文化，周代的詩書禮樂文化。
天叫自己做的東西，自己還未做好，又何懼天會突然收去自己的性命？天尚且不收自己性命，遑論匡人、桓魋。此處天是有獨立的、人格的意義，乃孔子處困時的精神寄託。
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宋代儒者程明道發展到「只心便是天」，與孔子不盡相同，若「只心便是天」，心軟弱時，誰撫慰軟弱的心？
荀子以「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言天，失之更遠。
《史記・孔子世家》記陳蔡絕糧：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斷糧斷到子路都驚恐，孔子卻「講誦弦歌不衰」。因他將傳承周代的詩書禮樂文化置於自己的性命之上，甚或乎，他視自己的性命就是為弘揚周代的詩書禮樂文化而設，死亡對他來說自然不怕了。
牟宗三分享自己對抗共產黨之道：
將自己的生命縱貫地投入中國文化的大流中，橫貫地投入世界的大流中，藉這種大開大合來充實自己，壯大自己，那就可以抵抗共產魔道了。(《中國哲學十九講》)
我的依據不是現實的任何一面，而是自己的國家，華族的文化生命。一切都有不是，而這個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放棄、反對，而這個不能放棄、反對，我能撥開一切現實的牽連而直頂著這個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現實的污穢、禁忌、誣衊、咒駡，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我可以衝破共黨那一切威脅人的咒語。旁人說話皆有吞吐委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教訓他們指摘他們。國家、華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義利之辨，是我那時的宗教。(《五十自述》)
這其實與孔子精神一脈相承。
(二)
對天、對文化保持一擔道心態，對人卻寬裕溫柔，和沐春風。《論語・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曾皙言自己心志：「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約上五六人，帶上六七個童子，在沂水邊沐浴，在高坡上吹風，一路唱著歌而回」，孔子聽後，竟說「我與曾皙想法一樣」。他愛和小朋友、老人家相處，多於幹一番大事業，如制止外敵入侵、出任外交官等。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纍纍若喪家之狗」是何等侮辱！可是，孔子仍舊能夠欣然而笑，放得下，不介意，更提煉出幽默感。
《論語・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桀溺是隱士，選擇避世，是因為對天下失望，壞人壞事猶如洪水般氾濫，誰能改變？他們都有激憤氣，有棱角。
孔子明不明白他們的激憤？當然明白，但你不與人打交道又跟誰打交道呢？況且天下太平，就用不著提倡改革了。孔子是以人不能離群而居、對責任的擔負、對未來抱存樂觀與希望，化解了激憤和棱角。
《論語・陽貨》：
《論語・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荀子曰：「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𣻏亂天下，欺惑愚眾……」二人都有辟邪辨佞為的傾向。
然而，孔子面對宰我的講法，並未一味直斥之為異端邪說，反而循循善誘，「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希望宰我改變。
孔子對弟子有情，其主「三年之喪」也是建基於對父母三年懷抱於襁褓中的回饋，他因此徹頭徹尾是一個有情人，其所講的理都是植根在人情之常去講，人情之常即是「仁」。
後世儒者僅程明道的「一團和氣」與孔子氣象接近，即使錢穆先生認為和孔子並稱的朱夫子，《語類》記有：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語類卷一百二十二》)
亦失於尖刻及太自我中心，與孔子相距遠甚！
孔子不自我中心及為人設想，見《論語・公冶長》：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無論是子路「願將車馬和裘衣和朋友共用，壞了也不遺憾」，抑或顏淵「但願能做到不誇耀優點、不宣揚功勞」，都是從自己出發，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孔子卻說「但願老人能享受安樂，少兒能得到關懷，朋友能夠信任我」，從他人的角度及觀感出發，有同情共感。
他又不自誇，懂得謙厚。《論語・子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多才多藝只是小時候生活艱難，多做一些粗活學回來。何其坦白！何其謙虛！
(三)
(三)
綜上所述，孔子精神在於：
1. 以傳承及弘揚周代的詩書禮樂文化，作為天賦予給他的使命，藉此衝破現實一切難關，令心靈有所寄託；
2. 以真摯的感情待人，時刻為人著想，用寬裕溫柔，和沐春風的態度跟人相處，此比一切事情更有價值，反對離群而居；
3. 不必在意自身榮辱，不必執拗自己的見解為正確他人則不是，只本著自己的責任，做自己應該做的，講自己應該講的。
4. 未來是可以變得更好，對未來抱存樂觀與希望。
以此為標準，審視孟、荀乃至歷朝儒者，其實很多是接續不到，這亦證明孔子是獨一無二。
如論孔孟之異，孔子先天對音樂美、時間流逝敏感，《論語・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論語・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就沒有了。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對禮很重視，孟子講學、講禮都是很粗略地講。
至於孔、荀，分歧更大，孔子要為禮尋找人性的根據，荀子卻說人性中找不到禮札根的地方，禮是外加的，為「大清明心」(即認知心靈) 後天學習，化性以起偽，人為外加的。
(四)
今時今日，身處艱困的香港，傳承及弘揚百多年英治香港歷史及文化，保育好古蹟文物，講多些英語和廣東話，少些陰謀論質疑「偽黃」、「扮抗爭」，謙虛聆聽同路人的理由，相信彼此都是真誠為香港好，不要怕被「藍絲」及建制派支持者冷嘲、中共及其傀儡恫嚇，抱持希望未來終有一天會變好，或許就是孔子精神給當下我們香港人的啟示，一種進行持久戰很有用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