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國思想史所得的結論是：中國思想，雖有時帶有形上學的意味，但歸根到底，它是安住於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負責；而不是安住於觀念世界，在觀念世界中觀想。
另外，＜心的文化＞：
中國文化所說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構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在心的這一部分所發生的作用，認定為人生價值的根源所在。
簡單講，形上、形下之分仍不泯去，但形上必須透過形下以彰顯，離開形下，形上即無法展現。換言之，一切人生價值，都要藉作為實然的生理構造的一部分的心賦予。研究中國文化，也應在工夫、體驗、實踐方面下手。流於形而上的思辨只是空想。
理氣緊吸的一元化思想傾向，在明末清初曾經出現，黃宗羲、劉宗周、王船山是表表者。這也是一個經世致用的時代。觀乎徐氏時論雜文佔生平著作一半篇幅，其經世意識特強是顯然的。他似乎某程度上承襲著明末清初諸儒的學風。
徐復觀常常言「感憤之心」，在《徐復觀文錄選粹》＜自序＞，他說：
在悲劇時代所形成的一顆感憤之心，此時又逼著我不斷地思考文化上的問題，探討文化上的問題，越發感到「學術亡國」的傾向，比其他政治社會問題更為嚴重......我以感憤之心寫政論性的文章，以感憤之心寫文化評論性的文章，依然是以感憤之心，迫使我作閉門讀書著書的工作。最奈何不得的就是自己這顆感憤之心。
在《中國思想史論集》的＜再版序＞，徐氏說：
我的這些文章，都是在時代激流之中，以感憤的心情所寫出來的。對於古人的了解，也是在時代精神啟發之下，所一步一步地發掘出來的。
有別於價值中性的認知心靈，「感憤之心」能生出道德驅動力，能為徐氏指引出一個用力的價值方向，能夠成就出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文章。此一「感憤之心」，其實即是孟子的「怵惕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徐氏雖講「追求知識的目的，乃在自我的發現、開辟升進，以求自我的完成」，貫通認知心、道德心，他的形態不是朱子學，而仍為心學的。他好講歷史，他的思想是綜合的，同於張橫渠與王船山。
順帶一提，徐復觀第一次見熊十力，熊推薦他讀的書，就是王船山的《讀通鑒論》。熊「起死回生的一罵」，更令徐猛然徹悟，自此讀書一絲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