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德國社會學家，先後在佛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等知名學府任教，並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談判。他和馬克思、涂爾幹並列為現代社會學三大奠基人。韋伯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其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清楚剖析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官僚制度、法律權威的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余英時撰《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探討宋明理學對明清商業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竊以為受韋伯啟發。韋伯又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定義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對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貢獻極大。
一個教師不應去當學生的精神領袖，做信仰灌輸，這裡隱含一自由主義立場。胡適大講「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那麼他主張什麼？「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不受人惑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即實證主義。韋伯建議教師「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去確定事實、確定邏輯關係和數字關係或文化價值的內在結構」，此不正是科學方法嗎？韋伯跟胡適意見是一致的。
胡適教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同時有另一派人 (梁啟超為首) 以推動社會革新的角度治史，叫做「宣傳派」。錢穆《國史大綱》引論談「宣傳派」弊病：
「『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以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宣傳派」即韋伯口中的「先知和煽動家」。梁啟超晚年在清華大學當導師，學術成就不大，彷彿印證了「沒有對手和不允許辯論的講台，不是先知和煽動家應呆的地方」。
韋伯另有「靈魂不經過寂寞和清苦之火的鍛打，完全煉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來」，教人想起當代新儒家始祖熊十力「凡有志於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