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要數他最偉大的貢獻，當推：促使香港大學成立。
1907 年 12 月，盧吉在聖士提反書院的畢業典禮上致詞，說香港已成為一個大城市，獨欠一所大學，略嫌美中不足。言下之意，即希望仿傚西方，創辦大學。
這個建議其實並不新穎，早在 1880 年，軒尼詩曾成立專門委員會研究把中央書院改造成大學，礙於條件未成熟，計劃被迫擱置。
1905 年 12 月 15 日，《德臣西報》(China Mail) 刊登一篇題為＜在香港設立一所帝國大學＞的社論，其中提到：「日本政府正花費巨額金錢，在中國傳播它的思想和擴充影響力，並確保它的投資所值。在此點上，日本人是夠聰明的......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們缺乏一個廣泛的制度，和向這一目標邁進的明確工作方針......在香港設立大學，會成為一個帝國的投資，對於英國的繁榮來說，為此目標使用一筆公費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說的：『20 世紀的遠東是屬於日本的。』」
這段文字頗值得玩味，應視為盧吉重提辦大學背後的理據。簡單而言，於香港設立大學，有助在中國傳播英式思想和擴充影響力，並確保英國在中國的投資。長遠有利英國主導遠東地區，抗衡逐漸強大的日本。地緣政治的迫切需要，卒之令香港大學有機會成立。
盧吉建議一出，居港的印度富商麼地 (Hormusjee Naorojee Mody) 率先捐資 15 萬元用作建築校舍，另捐出 3 萬元作營運經費。未幾，各方人士紛紛鼎力支持，英資機構如太古 (捐出 4 萬元)、怡和，華商如何東、何啟、曹善允等，皆慷慨贊助。尤有進者，兩廣總督張人駿覺得香港大學的建立有助國人獲取西方知識，送來 20 萬元捐款。直至 1909 年底，來自大陸的捐款竟高達 65 萬元，佔募得款項總額一半 (總數是 147.7 萬元)。
幾經商議，校址最終選定於般咸道與薄扶林道的會合處，由港府撥出地皮。1910 年，本部大樓舉行奠基儀式。次年 3 月 30 日，大學命名為「香港大學」。1912 年 3 月 11 日，校舍正式啟用，同年 9 月，首屆學生開學。當時工學院有學生 31 人，醫學院 (前身為香港西醫書院) 有 21 人，文學院有 20 人，合共有學生 72 人。
又儀禮爵士 (Sir Charles Eliot) 獲聘出任校長，具體負責學校管理。
張連興指出，「香港大學創立初期，以英國曼徹斯特、列茲、利物浦、伯明罕等地的新城市大學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規定設置管理部門，有校董職員會成員 41 人，評議會成員 17 人，校務委員會成員則有副校長、助理副校長、教授、全職講師及教育司。英語為教學語言。」
然而，中文學院 1927 年被增設，還邀得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 (二人 1913 年在文學院任職，講授「中國經典和歷史」一課) 主理。英華並茂，方為港大一貫特色。
總之，香港大學乃盧吉鼓勵、華 (龍) 洋 (獅) 合力締造而成。它一方面出自殖民宗主地緣政治考量 (阻遏日本在遠東坐大)，沿襲英式大學經營模式；一方面為中國傳統學問的保存、接續提供空間，推動中國走上西式現代化道路 (鄺健銘所謂「當中國現代化的燈塔」)。香港日後出現「港式愛 (中) 國主義」(蔡榮芳語)，香港大學發揮很大作用 (《1911 年香港大學堂憲章》記港大辦學宗旨：「對於來學各生，不分種族、國籍、宗教、信仰，一律予以身心之訓練。而與我友邦中華，彼此更得深切之了解」)。
1902 年，英日同盟簽訂，英國利用日本箝制俄國和德國在遠東的發展。1911 年，同盟第三次續簽，英國卻籌謀成立港大，抑制日本於遠東坐大。1923 年，同盟宣告失效。英國對日本從相信到防範，取決自現實政治形勢之轉變 (此乃英人政治作風務實的表現)。而香港的角色，一直是作為英國維持遠東主導權，以及商業利益的橋頭堡，香港大學亦不例外。
港督施政，向來不好「有為」，盧吉僅鼓吹及撥地而已，資金大多來自商界。
張人駿、袁樹勛用行動支持港大成立，成績斐然，反映當時中國人 (特別是知識分子) 傾慕西化心切。適逢英人不介意從文化思想上擴展其影響力，且對中國傳統學問有興趣了解，香港大學於是成為中西交流的重鎮。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4.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