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半生行伍，在國府擔任要職的經歷，令他對當時政壇之醜陋有深刻認識，亦了解蔣介石為人。他後來棄武從文，自翊遊走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歸根究底還是為了導引政治走向正軌。
他說：「中國古聖先賢，有如孔子孟子，他們對當時君臣們的諄諄告誡，實際就是他們的時論文章。所以我認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過時代的具體問題，以呼喚時代的良心理性的時論文章，這都是聖賢志業之所存，亦即國家命運之所繫......社會指導政治的具體途徑，一為輿論，一為選舉。有真正的輿論，乃有真正的選舉，故輿論又為選舉的先決條件。而所謂輿論，乃係對政治的批評，不是對政治的歌頌」。
據此，一系列評論文字，用心固然在政治，即使專門如《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其終極指向未嘗不是在政治。
徐復觀何解會相信學術能指導、規範政治？熊十力一句話影響匪淺，「亡國族者必先亡其文化」，徐深有同感。
熊又對徐的讀書態度發一獅子吼：「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譬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事隔多年，徐回想及此，謂「這對於我是起死回生的一罵。恐怕對於一切聰明自負、但並沒有走進學問之門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罵！」
由於對政治污穢有痛切體會，以及重視學術的淨化功能及謹嚴，他開出一條頗為獨特的治中國史門徑。
在＜良知的迷惘＞一文中，徐復觀表示：「我和錢 (穆) 先生有相同之處，都是要把歷史中好的一面發掘出來。但錢先生所發掘的是兩千年的專制並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而我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因而認為在專制下的血河淚海，不激盪出民主自由來，便永不會停止。」
這不等於放棄細緻慎密的歷史考證和推論。相反，他覺得錢穆「天資太高，個性太強，成見太深」，對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關聯性的把握，以追求歷史中的因果關係，解釋歷史現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地、望文生義的判定」，「很容易給後學以誤導」。
現在香港史理應獨立成科，老師無奈教授中國史，也應該效法徐復觀的做法，多一點鞭撻故舊，少一點歌頌讚揚。
台灣李筱峰教授說：「每一個歷史學者，都應該是政論家。」可謂延續徐復觀精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