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發佈會上，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獲邀發言。楊指出，萬曆皇帝的政績在於「非比尋常的不作為」。可是，他的「無為」不等於懶惰，「而是無為而無不為」。救濟災荒、治理河道、發展經濟等，在萬曆一朝如常進行。樊樹志《晚明史》甚至說：「在以後的幾個月中，神宗雖身患重病，但對熊廷弼仍分外關注，別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獨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無一不批答。」昏庸無能一類論斷不攻自破。尤有進者，不上朝不代表不見大臣，只是避免人多口雜，互相吵架。
何國慶、楊儒賓替萬曆皇帝翻案，於今天別具意義。良好管治是否只能透過「有為」達至？「hea 做」是否不應該？衡諸中外歷史，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搞「大躍進」，不是「有為」嗎？結果迎來三年大飢荒，餓死者無數。又希特拉要為日耳曼人爭取生存空間，恢復國家民族光榮，不是「有為」嗎？結果導致二戰爆發，歐洲一蹶不振。相反，「無為」的年代，如西漢「文景之治」、歐洲中世紀，經濟繁榮，文明昌盛，大災難倒不多見。
「財爺」曾俊華數個月前回應葉劉譏諷：「hea 到 10 年都幾有天才」，不以「hea 做」為恥，此乃深明管治之道。英治時期，港督向來不謀求「有為」，經營新界靠當地鄉紳，經濟政策強調積極不干預。臨陣應變、善後較事前計劃周詳要緊，可謂英人處事風格，與其海洋民族性格好冒險不好未雨綢繆或有關係。
97 主權移交後，港共什麼都要刻意去做，八萬五、中藥港、一帶一路......弄到一團糟。回望萬曆皇帝的「無為」，反思昔日香港，我們可能會找到道路令香港重回正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