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力在 4 月 22 日致駱克的私人信件中說：「我們工作最艱難的部份現在開始了：就是令行政管治機構開始運作，並取得民眾信任。」4 月 28 日呈交殖民地大臣的報告中，他替抗英分子辯護：「那些人擁有成為良好子民的特質，他們反抗或許很愚蠢......但他們的行為並不代表道德敗壞。」5 月 8 日他又說：「(一些新界鄉民) 能成為分約鄉事委員會的有用成員。」10 日說：「在新界徵召一個出色的華人軍團。」凡此種種，俱見卜力有心招撫鄉民，而非全面肅清。
卜力更善待抗英領袖，反對嚴懲他們及其追隨者。卜力認為，應將這些人視為被誤導但勇敢、展現出獨立自主的人，「一些不願被迫脫離中華帝國，接受外國政府統治的中國子民」。六日戰爭的苦痛記憶，卜力希望新界鄉民越快淡忘越好。「行政吸納」的慣常手段旋即施展，抗英領袖竟獲委任加入分約鄉事委員會，包括：上村的謝香圃、屏山的鄧青雲和泰坑的文湛泉。
卜力重申：「我們的統治並非他們所想的那種苛刻暴政......這場運動的領袖 (案：指抗英領袖)，日後或許會是我們的得力助手，在這片新領土推動地方上的準備工作。」他汲汲於實行法治，建立官民友好合作，跟抗英領袖打成一片 (邀請其一同喝茶、吃糕餅、抽雪茄)，卒之贏得新界鄉民出自肺腑的讚賞：「吾等深知督憲大人宅心仁厚，以寬政溥被斯土，萬民無不感恩戴德。」定例局華人非官守議員何啟亦言：「督憲大人......閣下過去的施政工作令人十分滿意......並深得全體華人信任與敬重。督憲大人，我相信它們將帶來纍纍碩果，造福此殖民地和新界。」
不過，駱克看法似乎與卜力大相逕庭，主張嚴懲參與戰爭者。抗英領袖應當流放，其房屋應當摧毀，財產應當沒收。其所屬村落閘門、圍牆應當拆掉。駱克覺得，只有透過無情處罰，讓鄉民驚醒，他們以後方不敢再反政府。任何寬弘仁慈皆和軟弱無異，鐵腕手段是必須的。
4 月 22 日駱克致函卜力：「我敦促閣下放逐近期那場運動的首領，充公他們的財產......」24 日他又說：「這場運動的首領應受嚴厲制裁。待之以寬會使人誤會。應該充公他們的財產，把所得收入用於公益。」5 月 1 日駱克講得更明白：「我認為，為了新界的長治久安，必須制裁抗英運動領袖，以儆效尤。如果不採取措施懲處他們，人們會以為策劃和發動叛亂可以逍遙法外。」
駱克認定，卜力做法是上了抗英分子的當，官民合作根本不可能。他燒屋、拆村、罰款、炸門，卜力指責其行動「甚不恰當」，駱克仍舊一意孤行。卜力最後去信尋求倫敦撐腰，倫敦同意卜力，鷹派作風才不致蔓延。
夏思義指出，駱克之強硬，和他出身官學生系統，深受中國傳統歷史、儒家思想 (政治化儒學) 薰陶有關，觀察合理。
有一點可以肯定，駱克處事違反大英帝國管治殖民地原則。他被調任威海衛行政長官，1912 年港督一職由梅含理 (較寬仁，同意卜力取態) 出任，絕非偶然。
主權移交 17 年，梁振英、曾偉雄之流用鷹派處事方式管治香港，對付手無寸鐵的抗爭者。以鬥爭、鎮壓為綱，完全偏離香港歷史發展常軌，這是香港的不幸！
[主要參考資料]
1. 夏思義 (Patrick H. Hase)，《被遺忘的六日戰爭 - 1899 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