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評論道：「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原來太史公並不同意項霸王的論斷。按照其看法，項霸王背棄關中東歸彭城，放逐懷王心而自稱霸，與各諸侯王關係不睦，禍根早種。加上一味使用武力，南征北戰，未嘗止息，敗亡可謂咎由自取，委過於天只反映項霸王「尚不覺寤而不自責」。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國人寫史，著重交代事件始末之餘，更寓有道德褒貶，教化人心。司馬遷刻意把「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記下，目的就是要提醒後人以項霸王為鑑戒，時刻做到反躬自省。
今天專業治史者紛紛採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對歷史人物不作任何道德評價，這與中國史學傳統大相逕庭。錢穆說：「歷史記載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為主，事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事之不完善，胥由人之不完善來......中國史學重人不重事，可貴乃在此。」(《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值得大家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