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成長的年代，正值「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打倒孔家店」呼聲此起彼落，令國學根柢不錯的毛未有再下一城，反而囫圇吞棗地閱覽西方政治及科學著作。礙於不懂外語，毛只能讀中文譯本，但中文譯本往往質素參差，部份有牽強比附之嫌。結果，所謂吸收西學，實際上仍是在傳統文化的園地內打轉。
尤有進者，毛澤東家境貧困，無法與蔡和森等人赴法國勤工儉學，被迫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管理員，受大學教授們 (如胡適) 奚落。此番經歷，成就他對高等知識分子的痛恨，並促使他在路線上始終有別於劉少奇、鄧小平 (劉、鄧家境比較富裕)。
「五四運動」時，由於歐美各國強行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致使中國人民大失所望，包括毛在內。適逢俄國「十月革命」建立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中俄類似的遭遇 (同樣面臨帝國主義壓迫)，以及「一黨專政」、「資產國有化」與中國傳統「尊君」、「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之相契，卒之令毛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毛亦視馬列主義為救國良方。
1923 年，孫中山為了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武裝，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中共黨員獲准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毛首次有機會出任中央宣傳部長，並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他逐漸明白「筆桿子」(即思想文化宣傳) 的重要。
國府下令清黨後，中共先後發起「南昌暴動」、「秋收暴動」等，俱以失敗告終。全賴毛與井岡山土匪王佐、袁文才稱兄道弟 (毛是賀敏學的妹夫，袁文才乃賀敏學的同窗好友、王佐的結拜兄弟)，紅軍才得以重整旗鼓，休養生息。1931 年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江西瑞金為根據地。
蘇共不滿毛採取「游擊戰術」、「以農村包圍城市」，安排「國際派」(成員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 王明 (原名陳紹禹)、博古 (原名秦邦憲)、張聞天奪取其紅軍指揮權，卻招來第五次反圍剿慘敗 (紅軍放棄一貫的游擊戰，改用陣地戰、常規戰與國軍周旋，因而失利)。長征途中，遵義 (位於貴州) 會議召開，肯定毛澤東之功績。毛在志得意滿之際，躋身中共領導核心，且手握軍權，這慢慢養成他自以為是、排斥異己的個性。
1942 年是關鍵一年。延安整風成功，令「國際派」被肅清，「五四」以來的「自由」精神被摧毀，毛澤東及其思想在黨中央的最高地位則得以確立。最重要一點是，進行整風的手段 (如要求黨員幹部自我批評、批判文藝人士、鬥倒黨內高層) 成為日後文革的濫觴。
中共建政，毛澤東需面對一連串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此不是毛所擅長。又馬克思只談及生產關係追不上生產力的狀態，鮮有著墨討論刺激生產力的問題。無所依傍之下，毛唯有照搬蘇聯「史太林模式」。可惜好景不常，中蘇交惡，令蘇聯科學家盡數撤走。毛窮途末路，想起過去成功全賴參與者意志堅定、思想宣傳充足，於是鼓吹「大躍進」，嘗試靠人力扭轉物質匱乏。奈何「三年饑荒」未幾發生，證明毛出錯了。
以往成功所帶來的包袱，令毛不肯承認錯誤。劉少奇、鄧小平收拾爛攤子有功，毛甚至生起封建帝王的猜忌之心，對二人富裕的家世耿耿於懷，懷疑他們是「走資派」，要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批判史太林的舊路。苦於官僚制度成形，毛無法伸張一己之意志，其遂藉著動員體制外的群眾 - 1949 年以後成長的年青人，加上和林彪結盟，向以劉、鄧為首之官僚系統發動進攻，揭開「文革」的序幕。
「文革」，顧名思義，是要來一次文化上的革新，以提高國家生產力。如此命名，目的只有一個：將「三年饑荒」的罪責推卸至傳統思想文化上。至於毛何故認為傳統文化必然窒礙生產？這或許和「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浪潮有關。弔詭是，「扣帽子」、「上綱上線」等，基本上無異於明清兩代的文字獄。
另外，「文革」爆發時，不少高等知識分子被抽出批鬥，如陳寅恪、翦伯贊、梁思成。年青一代血氣方剛，因未曾蒙受儒門庭訓，且不懂得獨立思考，淪為毛澤東的扯線玩偶、棋子，委實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