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亂華」首見於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九，洪氏說：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俊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而滅。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臣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北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酋矣，未亡何邪？
這段文字帶出若干重要訊息：
(1)「五胡」僅指匈奴 (劉聰、劉曜)、羯 (石勒、石虎)、鮮卑 (慕容俊、慕容垂)、氐 (苻堅) 四族。另包括羌族，可能跟氐族與羌族同源有關。
(2)「亂華」是指其擾亂、破壞漢人的禮教綱常，君主多及身而歿，臣下不講究忠義，反叛時有發生。
(3)「五胡亂華」的提出，是與女真人侵佔宋室半壁江山密不可分，洪邁是借古諷今，預言女真必亡，換句話說，「五胡亂華」極有可能不是客觀史實，而是洪邁的主觀偏見。
「五胡」究竟有無「亂華」？最好是回到史書找答案。且看下列兩條：
劉聰，字玄明……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晉書．劉聰傳》)
劉曜，字永明……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晉書．劉曜傳》)
據此，劉聰、劉曜雖為匈奴人，卻深受漢文化影響。
涉獵經史百家，擅寫文章，對書法有心得、結交名士、以中華歷史優秀人物自許，凡此種種，皆比漢族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和純正漢人不同，他們對兵法非常重視，對騎射有要求，讀書也不求細，所謂「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這就為漢文化帶出一新道路，令其得以更新。他們不是「亂華」，實際是為「華」帶來新生命。
再看石勒，《晉書．王衍傳》：
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石勒雖為羯胡，又曾被賣為奴，但面對王衍的厚顔無恥 (推脫自身責任，勸石勒稱帝)，他也按捺不住，慨嘆「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其對王衍不為西晉覆亡承擔責任，明顯是不屑的，「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可以為證。王陽明言「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答顧東橋書＞)，石勒所為，正是與生俱來的良知的表現，此一良知，乃漢文化的命脈所在，反而王衍砌詞狡辯，他才是「亂華」，非石勒也。
慕容俊即慕容儁，《晉書．慕容儁傳》：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干略。
積福累仁而有好報，是漢文化觀念，由此可見慕容廆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至慕容皝，「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晉書．慕容皝傳》)，可謂文武雙全。慕容儁繼承父親，「博觀圖書，有文武干略」，其跟劉聰等相似，都已非純粹的遊牧民族。
至於苻堅，《晉書．苻堅傳上》：
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
《晉書．慕容暐傳》記梁琛語：
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
孝順、經世致用的志向、聖君賢相的格局，這完全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在氐族建立的政權中落實。
綜上所述，「五胡亂華」的說法，不攻自破。
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認為，中華文化在秦漢時期向周邊民族幅射，往往會刺激周邊民族之覺醒，當周邊民族覺醒後，他們又會對中國施加反作用力，年輕民族的反作用力許多時為年老的中華文化「解毒」，使中毒的中華文化得以「恢復年輕」，使中國免於滅亡。所謂「五胡亂華」，實際是外民族勢力入侵中國，成為中毒的中華文化的「解毒劑」(李圭之＜在傳統中發現近代：京都學派學者內藤湖南的東洋意識＞引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
觀乎王衍、羊皇后的厚顏無恥與獻媚，再看五胡君主具備深厚的漢文化根底，內藤湖南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晉書．劉元海傳》更記有劉淵 (劉聰之父) 起兵的說辭：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蔔年倍於夏商，蔔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湣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群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尪闇，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棲冰，勉從群議。
擺明車馬以兩漢皇族的後人自居，批篡漢之王莽為「賊臣」，也不屑曹魏、西晉政權，視之為不合法。在劉淵看來，入主中原不是「亂華」，而是「救華」，這於史料中獲得證實。
韓毓海《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有這麼一段評論：
自晉惠帝以來，司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五人，自相殘殺的結果，僅剩下了三人，西晉二世而亡，不聞延祚，這就是因為文明日益發達……文明異化之慘劇；而起身於今山西長治武鄉縣的後趙羯族統治者石勒，只不過是個胡人奴隸，但他卻如此鄙視司馬氏王朝說：「大丈夫行事，當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應如曹操、司馬懿父子，欺孤兒寡母而取天下」。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堅持這一底線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而不是華夏一方的大貴族司馬氏。
「天子失政，道在四夷」這句話，正好可以用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韓氏的說法與內藤湖南相呼應，可見中國大陸審視「五胡亂華」時，亦慢慢改變傳統一面倒譴責的觀點。
當王昭君遠嫁匈奴時，她大概未有想到其後人會有如斯的成就。總之，「五胡亂華」不是負面的，而是應該被正面肯定的，它是中華文化得以更新、復興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