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9 年，為紀念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寅卷》出版。集中收有劉述先一篇回憶舊事的文章＜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竊以為這是第一身的證辭，為一關鍵鑰匙，足以打開中大改制及新亞「轉型」的真相。
本文將透過細讀其中文字，證以錢、唐、牟等人的說法，從微觀的角度，審視改制後的新亞多少程度傳承著新亞精神。
改制前劉述先對新亞及中大哲學系的改革
必須承認，中大改制前，劉述先已掌握哲學系絕對權力。有別於新亞先賢側重「傳道」，劉更傾向民主的實踐。
系務方面，我一個人身兼中大哲學系系務會主席、研究部主任、新亞哲學系主任三要職，可說權力幾乎完全集中在我一身。但我衷心相信民主的理念，而民主的實踐與道德的實踐一樣需要身體力行。我把系務完全公開，經過大家充分討論以後付諸實行，責任由我承擔。學生則可以追隨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導師。這與以往的家長制大異其趣。問道的熱情遞降，求學的興趣遞增，漸漸轉化成為一個多元的體制，人人參與，和而不同，卻仍然具有推展哲學理想的共識。(＜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值得注意是「家長制」，以及「問道的熱情遞降，求學的興趣遞增」。
台灣自由主義思想家韋政通年輕時曾跟隨牟宗三，後因愛上一有夫之婦，與牟鬧翻，韋政通憶述：
所謂催化劑，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臺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級，我教高中三年級。因為當時社會很保守，徐復觀先生知道我跟一個有夫之婦在談戀愛，其實人家早就在鬧離婚，只是沒離成。徐復觀先生說這種事情他不管，卻寫信告訴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後就給我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說：「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他說我生活剛剛安定下來就作怪，把我痛罵一頓。他的話是沒那樣講，但意思明顯得很，就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你看這個給我的壓力多大呀！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但師恩如山的老師給你開出條件來，你該怎麼選擇？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回想起我這一生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我就是有這個冒險的勇氣。(《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
這個事例正好證明，唐、牟等人帶有父母愛護子女的傾向，因為愛護，所以不願子女行差踏錯。然而，換個角度看，就是子女的自由選擇被扼殺。
儒家式的行事規範，在師長嚴加督促及身體力行之下，學生都亦步亦趨地跟著實踐，故有強烈的求道行道的熱忱。且以新亞 1956 年的畢業生黃祖植為例，他畢業後，
自 1958 年起擔任石硤尾天台小學的校長，當時天台學校的薪水微薄，不及原任小學一半薪水，但出於幫助窮苦學生的心，黃先生依然樂意出任。學校窮困，黃先生看見小孩打架取樂，便決定自掏腰包買跳繩、呼拉圈、做搖搖板和建滑梯。由於只有十多個學生會令學校虧本，辦學團體原本打算只開辦至五年級，但黃先生堅持辦至六年級。當時所有徙置區的天台學校只會開辦到四年級的課程，他的學校是唯一一家在天台開辦完整課程的小學，讓學生有機會參加「小學會考」。
黃先生曾於 2010 年及 2014 年接受我們訪問，在完成訪問後他的一封手寫信件中提到︰「……從一百二十餘學生舉辦到三百六十餘學生，從三年級辦到六年級。那時二十餘歲，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有一種為人服務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多麼令人敬佩。(美荷樓生活館 2016 年 4 月 7 日面書帖文＜悼念天台小學校長黃祖植先生＞)
黃祖植對教育事業的無私奉獻，跟恩師錢穆在困厄中堅持教育理想是分不開的，前者多少受後者感染。
但劉述先執掌新亞及中大哲學系後，一反「家長制」傳統，改行民主，給予學生充足的自由。學生可讀自己想讀的，可選自己想跟從的導師，求學的興趣自然增加。可是，此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教育實踐，必然導致學生有不同的價值立場，也令老師與學生的關係有所疏離。鄭宗義是劉述先的得意弟子，在回憶求學一段經歷時，雖對恩師充滿感激之情，但他亦坦言：
我考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唸本科，修了老師講授的西洋哲學史、宋明理學兩門課 (共四個學期)。當時年少懵懂無知，根本不識老師大名和學問，許是緣分，聽來津津有味。我本科時修讀的中國哲學課屈指可算，後來卻投身這研究領域，當是老師啟蒙之功。但那時老師的形象是冷冰冰的，是個充滿冷智的哲學家……後來親炙老師，冰冷的哲學家形象乃逐漸淡出，只有在閱讀他的著作時，才又變得鮮活起來。(＜哲學家、儒者與恩師 – 痛悼劉述先老師＞)
本科時期師生的陌生感、疏離感，正是西化教育的必然結果。對比之下，新亞書院早期的師生關係是這樣的：
從新亞書院學生楊勇的回憶，可見書院師生關係密切的特色。楊勇表示「同學們無事時，就到錢先生寢室裡坐，自人倫日用，以至往古來今，我們都任其興之所至，無拘無束的談論，毫不厭倦。每到過年，先生們一定要請我們去度歲，大家快樂地吃一頓飯。第二天新年了，我們就搶先向老師們拜年。」(文兆堅＜錢穆、新亞書院與當代香港史學＞，見《史學家誌》第十一期)
彼固然可說時代變遷，書院學生多了，規模擴大了，舊的一套不合時宜，要用西式的。不過，縱然如此，客觀事實上，舊的一套所衍生的良好的教育效果，在劉手上給毀了，這是顯然的。往後哲學系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擅長理論思辯的專家學者，而無身體力行的儒者，肇始於劉述先的改弦易轍。
改制時劉述先的立場及其與唐君毅反目始末
中文大學首任校長李卓敏，與劉述先有淵源：
中大李卓敏校長，以前在北大經濟系曾經教過父親靜窗公，並且他在上海主持善後救濟總署時，父親還做過他的秘書。這次我去拜謁他，他知道我們有這樣一層關係，真是喜出望外，對我極為親熱。但他事務繁忙，見面機會不多。偶然單獨見面，若有不同意見，我也必秉直以告，他很快就明白我的拗性子，而予以曲諒。(＜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儘管二人價值立場未必完全一致，李對劉掌管哲學系感到放心，應是實情。唐君毅方面，
唐先生也因為我事事站穩新亞、中國文化立場，而對我頗為器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不過，劉獲唐青睞，更重要是劉擁有跟洋人溝通的能力，此又和哲學系的規模日益擴大分不開：
1974 年 10 月，海德堡的文化交流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在京都開一次國際哲學會議，主題是關於自然與對自然的理解。參加者有原屬德國象徵學會的好幾位世界級的名家。日本領銜的是西谷啟治。中國學者則有唐先生、杜維明和我。京都之後到香港停一站，接待由我負責。新亞傳統向來不注重外文，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我在異域生活十年，雖然一點也不洋化，到底習慣了與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唐先生那時看不到我的缺失，對我大為激賞，曾經一度推薦我擔任新亞校長，為我所婉辭。(＜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那時唐君毅應察覺不到劉「事事站穩新亞、中國文化立場」跟他腦中所想有落差。
余英時回新亞當院長，劉述先 1974 至 1976 年亦在中大，談及改制，劉氏說：
我回中大之前，全校已選出精英，組織了一個研究改制的委員會，包括金耀基、陳方正等青年才俊，由英時兄擔任主席。無疑英時兄的用心一大部分正是為了新亞，舊的體制拖不下去，必須另覓前途……英時兄代表新亞與大學辦交涉，已竭盡所能保護新亞的權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立場傾向同情余英時。
面對畢業生、一手提拔的新血無法守住新亞的獨立自由，唐君毅決定預備退路，劉氏回憶：
新亞研究所由中大分出去，仍留在農圃道舊址，善本書也均留所。新亞書院遷出舊址，原址另辦新亞中學。(＜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然而，未到根本絕望關頭，決不可輕言放棄，唐君毅於是和志同道合的學生聯手，透過輿論向改革小組施壓，有意無意把矛頭直指余英時。
但唐先生還是感受到，這樣的安排絕對不能接受。他和舊新亞一班人認為，聯邦制的終結就是新亞的死亡，而不惜一切代價負隅頑抗，並發動學生在輿論上猛烈攻擊改制，英時兄頓時變成了靶子，被譴責為出賣新亞的叛徒。(＜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李懷宇《余英時訪問記》：
我在新亞改制出問題時，徐復觀是很支持我的。他特別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在背後算計你了，你要小心了。唐先生在背後找學生來算計你了。後來我告訴唐先生，唐先生問：誰說的？我說消息來源我不能告訴你。徐復觀叫我不能辭職，一辭職就上當了。其實我是想辭職的，但是一時也走不掉。後來事情過了。我繼續做到年底完了就走了，因為那時只剩幾個月了，我的契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契約，新亞董事會也不好意思讓我走。總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學改革的事情上，徐復觀瞭解得比較客觀。他認為他們把我當敵人看待是不公平的。他也知道我想給新亞維持一個獨立的地位，但是跟他們的想法不一樣，這中間有誤會。他對我有同情。他是新亞研究所的研究員，跟唐先生在一塊，知道唐先生背後找學生貼我的大字報。
據此，學生是受指使鬥倒余英時，幕後黑手為唐君毅。不過，彭國翔＜唐君毅與余英時的交往 (下)》引述劉國強、劉伍華的憶述：
這段話雖然是說徐復觀的，卻也透露了當時改制風波的情況。這裡恐怕確有誤會，因為據唐君毅的學生回憶，貼大字報攻擊余英時，多是他們情緒激動之下的自發行為，並非唐君毅的授意；相反，唐君毅還特別叮囑他們要對作為師輩的余英時表示尊重。例如，劉國強曾說：「改制的時候，學生中，我是寫多篇反對文章的一位，但沒有一篇是君毅師要我寫的，並不像一些人以為的是君毅師在鼓動學生。」劉伍華則說：「唐師雖因中大改制之事而跟某些人士意見不合，但他從來未有就私人方面攻擊這些人；反之，他曾對我說：『這些人在中大仍算是你的老師，在事上可以據理跟他們力爭，但就輩分及關係上仍當對他們尊敬。』」(《談話錄》，頁 55)
唐氏是否真有鼓動學生，值得疑問。
當時，劉述先是哲學系主任，唐的接班人，唐君毅要劉述先一心領導哲學系堅決反對改制，亦在情理之中。但不說還好，一旦說了，二人的價值分歧馬上浮現，且看劉氏回憶：
有一天清晨，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不堅拒改制，新亞就不能成為反共壁壘了。我聽了以後感覺莫名其妙。新亞如果始終是一間私立學校，自可以繼續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做其反共壁壘。但加入中大，接受政府資助，就得轉型成為一間現代學府，政治的考慮不能再成為一個因素。三間書院既搬在一起，統一是不可抗拒的趨勢。從學術本身的觀點以及人力資源的調配，這都是合理發展的方向，絕不只是屈從於現勢所逼的委屈求全而已。新亞所聘的國際知名學者如鄭德坤、李田意等曾經訪問大陸，在校園演講時即對大陸有過一些美言。我們聘請他們是基於學術成就，沒考慮他們的政治立場。我個人堅決反共，也和唐先生一樣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歷史的大時刻發言，在輿論上發生影響。但我可不能把學府弄成反共壁壘。哲學系的職責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要灌輸一套意識形態。更明白的是，改制是通過全校參與、討論、表決的結果，絕不是一個系可以反對得了的。要是哲學系堅決反對而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據，就會把自己放進一個不可能的地位，而受到嚴重的損害。抱殘守缺既不可能，不如全心全意打入中大，辦好中大哲學系與研究所，使得新亞衛護中國文化的理想與精神轉換成為客觀學術的形式，反倒會有利於進一步的發展。而這恰正是哲學系同人經過理性的思考與辯論之後所得到的共識。但唐先生卻只作玉碎的打算，他現在懷疑我有私心，又譴責新亞的同人——多半是他的學生——不能以去就爭，寧願向現實屈膝低頭，而大加撻伐，他在晚年顯然失去了心理的平衡。
這一段話說得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彷彿錯的是唐君毅。但這果真是事實的全部？
且從頭說起，何以錢穆要創辦新亞書院？錢穆說：
我堅定信仰中國文化有價值，它決不會使我們無價值。同時，我還堅信我們必將重回大陸，這一信念從那裡得來？乃是從我一輩子努力在要求瞭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價值的過程得來。我們為了準備迎接行將來臨的光明，必須懂得「藏器待時」。我們辦學校就是要為國家民族「藏器」，將來必有一日可以用上。總而言之，我們新亞書院的意義和價值，即是寄託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信仰上。因此，我們的校慶也與「雙十」國慶日同在一天。這就是堅信：終有一天，光明將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來臨，那一天才是我們的國家，學校一期待的日子。(轉引自文兆堅＜錢穆、新亞書院與當代香港史學＞，見《史學家誌》第十一期)
將校慶定於「雙十節」，要保存中國文化他朝帶返大陸，其對大陸共產政權的不承認，欲以中華文化抗共的立場，是清晰可見的，這也是新亞弘揚中國歷史文化的初衷。
唐君毅為《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寫序，提到：
吾之此書，成於顛沛流離之際，平日所讀書皆不在手邊，臨時又無參考之資，凡所論列，其材料大多不出乎記憶之所及，而宛若自吾一人胸中自然流出，固亦有其美，然終不能無掛一漏萬之憾。身居鬧市，長聞車馬之聲，亦不得從容構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餘，不惜加以蠲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棄於一旦，時或蒼茫望天，臨風隕涕。乃勉自發憤，時作時輟，八月乃成。此書乃以我所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之異於中國者為背景，以凸出中國文化之面目。
此篇序文成於民國四十年，即 1951 年，新亞書院成立兩周年之際。「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餘，不惜加以蠲棄」，文中雖沒有點名批評中共，但中共 1949 年建國，讀者一推想即可知。若嫌錢穆的話不夠代表性，結合唐君毅的文字，新亞以中國文化抗共的基本立場益見顯著。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自序：
只因身經鉅變 (共黨竊國，國府遷台)……對此一鉅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鉅變之前途歸結，如何能不認真的去想，如何能不認真的去看，想了看了以後，在感嘆激蕩的情懷中，如何能不把想到看到的千百分之一，傾訴於在同一遭際下的人們之前…….因此，不僅我的學力限制了我寫純學術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許我孤踪獨往，寫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我之所以用一篇「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文字來作這一文錄的名稱，正是如實的說明我沒有能力和方法去追求與此一時代不相關涉的高文典冊。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入鑽研及闡釋，從來不是「為知識而知識」，而是「通經」以「致用」，講明「內聖」以成就「外王」(故「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在這麼一個大前提下，書院決不可能聘請一些訪問過大陸，對大陸美言幾句的學者來校演講。此豈不是讓歪理廣傳，給附共分子有統戰宣傳的機會嗎？
劉述先對唐君毅「要不堅拒改制，新亞就不能成為反共壁壘了」感到莫名其妙，反映他根本不明白新亞創校的本意。本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彼退位讓賢，或全面遵從唐氏意見而行即可。奈何彼又要有自己一套看法，接受得殖民地政府的經濟資助，就不能再反共，就得轉型成一間現代學府，所謂「現代」，其實即是東施效顰，符合西方學術研究的標準。又什麼從人力資源調配的角度是好事云云，完全膠著於現實利益，對創校理想大方向視而不見。敢問這不是向現實屈膝投降是什麼？唐君毅何嘗有責罵錯？何嘗心理變得不平衡(「晚年顯然失去了心理的平衡」根本是人格攻擊)？
新亞學規第一條「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劉述先說聘請鄭德坤、李田意等是「基於學術成就，沒考慮他們的政治立場」，如此切割二分，敢問是否符合新亞學規？劉個人在輿論上反共沒問題，錯在不把反共立場下貫於大專教育體制，令反共火苗及身而沒，無年青人繼承。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哲學思想了解通透，卻是無目標的、無矢向的，純粹為知識而知識，這只會培養出學人、專家學者，而不會培養出對國家民族前途有承擔的賢人君子。劉述先最大的罪過，最對不住新亞和唐君毅的地方在此 (余英時成為新亞叛徒亦在此)。
關於讀哲學的終極目的，唐君毅在最後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如此說：
講哲學，必以為世興教為目標，然後吾人講哲學之事，乃出於吾人之道德理性，而可成就吾人之道德生活。否則吾人之講哲學，即止於吾人前所說觀照境中。即吾人所講者，是道德宗教之哲學與形上學，亦仍在觀照境中。在此觀照境中講哲學，只是以語言提起吾人之所觀照得之種種意義，以語言之互相排列，而互相撐住，以撐住吾人所見之多方面之義理，以成一規模、一架構，而不至忘失。此亦自是為哲學者之所必需。然此只是為成就吾一人之安住於對哲學義理之觀照。此未能使講哲學者之生命入道德境界。欲入道德境界，則其講哲學，必兼是自悟求他悟，自覺求覺他，以說法利生、興教救世之事，其立言皆是其立德，而希賢希聖中一事。為哲學者，於此則更復須知：講哲學固為說法利生、興教救世，以立德而希賢希聖之；而講其他之學，與其他之教，亦能利生救世，而人之立德希賢希聖之行為，實為無量。講哲學亦如人之為其他之事，皆依於種種高下不同之心境講。若其所依之心境卑下，則講哲學亦未必高於講其他之學，與為其他之事者。
重點是「欲入道德境界，則其講哲學，必兼是自悟求他悟，自覺求覺他，以說法利生、興教救世之事，其立言皆是其立德，而希賢希聖中一事」、「講哲學亦如人之為其他之事，皆依於種種高下不同之心境講。若其所依之心境卑下，則講哲學亦未必高於講其他之學，與為其他之事者」。依此，劉述先「哲學系的職責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要灌輸一套意識形態」完全不成立。新亞創立哲系以來，就是要給系內學生一安身立命的思想歸宿，此思想歸宿不諱言就是儒家思想。獨立思考若僅停留於觀照境 (只說不做)，或用卑下的心態 (即膠著於現實而無理想可言) 從事，如斯對學生的訓練反不如老師單方面灌輸傳授。
戴璉璋＜牟宗三先生晚年的心願＞提到，在牟宗三的引導下，他明白什麼是安身立命之道。他又說：
牟先生常說：「師生之間是慧命相續的。」這慧命，來自學術智慧，根源於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他一生學不厭、誨不倦，就是希望這慧命能得以延續；他晚年要成立這個哲學中心，則是希望這慧命能長時期地永遠地綿延不絕。
新亞書院當初的創辦，何嘗不是要延續來自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慧命？劉述先打著民主、獨立思考的旗號，鼓吹把「新亞衛護中國文化的理想與精神轉換成為客觀學術的形式」，此無異於將新亞的靈根拔去。如上言，劉本來不用走到這一步，他可以去職，也可以照遵唐氏意思，但他沒有，唐君毅由此猜疑劉別有用心，其實是合理懷疑。鋪天蓋地對劉的口誅筆伐亦非偶然而來。
中大改制令劉、唐反目，唐恨自己所託非人，劉怨唐對自己人格猜疑。
哪知後來因中大改制問題，我不肯依附他的立場行事，受到他的猜疑，對我嚴加譴責，我不能忍受人格受到懷疑，以致無法繼續來往，誠為憾事。由此可見，人與人之間的了解是多麼地困難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唐君毅 1974 年在中大退休，1976 年新亞校董集體辭職抗議，唐包括其中。1978 年 2 月 2 日凌晨，唐君毅於香港病逝。
改制後金耀基借創辦「錢穆學術講座」以確立新新亞的合法地位
中大改制後，金耀基出任新亞院長，劉述先說：
哪知我走了一年之後，不只中大改組，新亞董事會也改組，聘任了非嫡子的金耀基兄為院長。據說他第一天上班時被鎖在外面，連辦公室都進不去。但慢慢以他的魅力和學術行政領導的能力，終於把新亞搞得有聲有色。(＜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金耀基是改革小組成員之一，他的到任，招致新亞師生反對，自是理所當然。金耀基汲汲於為新新亞建立法統，證明其與舊新亞是一脈相承，他終於想到一個方法，就是為舊新亞創辦人錢穆建立講座，並邀請錢穆本人前來新新亞擔任第一次講座的嘉賓。錢穆願意出席，新新亞背棄新亞精神的說法，自然不攻自破。金氏這一著可謂高明。
劉述先說：
耀基兄能夠扭轉形勢，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是把新亞創校最主要的人物錢先生請回到新亞演講，肯定了改組以後新亞的法統。耀基兄在新亞開出一個新的局面，英時兄和我被洗脫了出賣新亞的污名。而耀基兄要做弘揚中華文化的事業，亟需要人輔佐。不想哲學系又遭遇新的危機，必須要我回去處理，於是1978 至 1980 年，我只得再向南伊大請假，連帶放棄了美國公民權的申請，一個人回到中大，這次受聘為教授 (reader) 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據此，錢穆講座的設立，等於將整個局面翻盤，改制的合法及正當被確立，金耀基、余英時、劉述先則從中得益，新新亞被視為延續著舊新亞的精神而發揚光大，彷彿九校董集體辭職抗議從未發生過。
錢穆、唐君毅雖合力創辦新亞書院，但錢穆的學術觀點與當代新儒家並不一致，彼此甚至有過筆戰 (如關於《中庸》的解釋便是一例)。1958 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四位先生聯署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邀錢穆簽署，錢穆拒絕，理由是他認為有關做法只造就更多門戶之見，對學術發展並無助益。新亞用人上，錢穆一些安排，亦令唐、牟、徐等人覺得其有偏私之嫌，徐復觀曾不客氣地說：
新亞精神的沒落，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沒落的開始，可能因為環境開始好轉以後，錢先生因平生精神上受了不少委曲，至此而漸想得一報償；於是在有意無意之中，對人與事的安排，多少採取了個人的便宜主義。(＜悼念新亞書院＞)
種種因素累積，導致錢穆辭職時是極不愉快，辭職後也「絕未去過農圃道」(《師友雜憶》)。中大改制，錢穆雖未參與，卻於余英時口中略有所聞，對余英時同情。金耀基對他邀請時，時為 1977 年，＜在歷史中的尋覓 – 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
1977 年 7 月，我承接新亞院長之初，曾去臺北士林素書樓拜謁賓四先生。在中學時，已讀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但從未與先生見過面，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久所仰慕的大學者。
《師友雜憶》記載：
八十三歲冬，余胃病劇作，幾不治。八十四歲春，始起床，而兩眼已不識人，不見字。西醫眼科，群言無策，求不急盲即佳。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在余病前來告，彼擬為新亞創一學術講座，以余名冠之，擬每年邀請對中國文化有研究之中西著名學人一位，來新亞作講演。邀余任其講座之第一次講演人，並謂經費已募有端倪。其意既誠，余不能卻，已允之。而胃病眼病迭作，但竟能於是年雙十節前赴港，亦余始料所不及也。時余年八十四。翌年，余八十五，新亞創校三十周年紀念，余夫婦又去香港，得遇耶魯前歷史系盧定教授，亦自美同來赴會。彼乃首先主張雅禮協助新亞者。兩人回念前塵，相與感慨不已。
按此，錢穆答應金耀基出席演講時，已為八旬老人，且飽受胃病、眼疾困擾，差點不能前來。
在《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錢穆 1978 年的演講辭結集成書) 的序文中，錢穆詳細交代答允金耀基請求的原因，他說：
余每念：初辦新亞時，赤手空拳，曾無絲毫之憑藉；乃蒙校內外各方共襄艱難，使新亞獲有今日之成就。今耀基創始此一偉大之構想，而余竟亦以盲眼空腹，謬膺其最先之第一講，正與余往年之始創新亞同其輕率。幸耀基不怠不倦，此稿問世，耀基已續聘英國李約瑟教授來為此講座之第二講。此下逐年規劃，按期有人來賡續此講座，焉知不蔚成巨觀，乃與新亞同躋於日新又新，而有其無量之前途。耀基又來書，囑余於此稿付印前加為一序。余除自陳其內心之慚疚外，特於耀基對此一事之擘劃經營，深思密慮，有其無窮之盼望焉。爰又不辭而序之。
扼要言之，他不想掃金耀基的興，希望與人為善，成全「耀基創始此一偉大之構想」。他也對金耀基「擘劃經營，深思密慮，有其無窮之盼望」，所以決定前來。他萬萬料想不到這是金耀基為新新亞建立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手段，被利用而不自知。
金耀基談錢穆的文字，極盡恭維之能事。他亦確實對錢穆公開演講及著作下過苦功，如說錢氏以曾文正「紮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建立新亞、欣賞虛雲和尚「為而不有」的人生態度等，即為其中例子。惟到了關鍵位置，特別是關於看待中國大陸的立場，金耀基往往將自己的意思加諸錢穆身上，把錢穆明顯的反共立場淡化。＜在歷史中的尋覓 – 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
他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他對 1978 年後內地的改革寄以希望。由於客觀的政治環境，賓四先生自 1949 年南來香港後，再未曾踏上內地一步，但他對神州故土之懷念是無時不在的。
弔詭的是，細讀《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錢穆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並不樂觀：
今天大陸就希望再造產。但造產絕對是社會下層少數人的事。政治上層只能來加以幾許指示與限制，絕對不能由政府控制著多數來造產。從控制多數到崇尚少數，這在政治心理上先需有一大轉變。倘他們不先自覺悟，依然要一黨專制來控制多數，要使這被控制的多數來造產，這是斷無可能的。
大陸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到今天已十二年，整個教育制度亦已破產。大陸的一般中學、大學不讓知識份子去進，而是無產階級子弟的特權。不論知識程度，只講政治掛帥。倘使一個十二三歲、十四五歲的青年，經過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二十幾歲，他們決不曾受過正常教育，如何能派到外國去？他只能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學畢業生，因為從前的大學還比較像樣些。經過這十多年，或都在四十歲左右了。並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多數被下放，受了種種磨難。現在再要他們來為共產政府求知識，來為共產政權再造產，他們的興趣和信仰上應會大打折扣。這是今天大陸的大問題所在。可見一切希望，一切理想，都需根據現實作基礎。蔑棄現實基礎，便無希望理想可言。
如我們中國，要使小孩們從小學起，立刻再來一套新教育，經過中學、大學，再到國外留學，那要經過多少年。我們走錯了路，再回頭來重新起步，我們今天大陸再要開始造產，這條路相當迂迴，相當遠，然而目前只有這條路了！
「對 1978 年後內地的改革寄以希望」根本是金耀基一廂情願，非錢穆看法。
錢穆又說：
自新文化運動中轉出共產運動，至其尊奉馬、恩、列、史建國，則與洪楊之尊天父天兄何異？惟宗教尚屬世界性，尊奉馬列則顯屬西化。至其得操政權以來，亦已三十年，摧殘破壞可謂已不遺餘力，而中國人之舊傳統、舊習慣、舊性情、舊風俗、依然尚存，當感破除之不易。及今則國將不國，人將無生，尚何共產之可期？
自避共禍，逃亡香港。
始終把 1949 年中共建國視為禍劫。金耀基覺得他會樂見中共政權及其改革，只怕是大誤會。
在＜時代的洪流中，錢穆先生發出了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中，金耀基談及錢穆演講時台下學生的尷尬情況：
不過，錢先生的口音卻只有江浙人才能心領神會，廣東籍學生就聽上三數個月，也只能「見木不見林」(只能聽懂人名地名，但掌握不到整個演講的內容) 的。
錢先生倒不覺得他的話不標準，在講座開講前，他的新亞老學生問他要不要提供翻譯，意指譯為粵語，錢先生似明不明地反問：「需要譯成英語嗎？中國人怎麼聽不懂中國話呢？」
這反映一個重要的現象：七十年代末的新亞學生，已不像新亞初創校的學生般，是中國大陸的難民子弟，而為地道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錢穆與新新亞接觸不多，不知學生成分已然轉變，金耀基則完全知情。他堅持找錢穆演講，非為學生增進知識考慮，純粹為奠立新新亞的地位打算。他要錢穆把《朱子新學案》的原稿送給中大新亞「錢穆圖書館」展藏，亦是為了證明新新亞是舊新亞的延續。「君子可以欺其方」，可憐錢穆上當了。
邁向投機取巧行險以僥幸的功利性地親共
金耀基為中大改制後的新亞建立法統，對外宣稱新新亞延續著舊新亞的傳統與精神，劉述先也在他支持下，執掌中大哲學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有這麼一段文字：
1977 年文革結束，四人幫徹底倒台，鄧小平撥亂反正，結束鎖國政策，大陸對外開放。我必須就近觀察，乃至引領海內外學術交流的風向，而新新亞恰正可以擔承這一重要階段的任務，為我們提供了一顯身手的舞台。
1978 年，我在美國拿到大陸的簽證回去探親，還沒法與國內的哲學界取得聯繫。但 1979 年各大學已全面恢復。1981 年，我收到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丁寶蘭教授的信，因他的老師謝扶雅教授之介，邀請我去參加 10 月間在杭州舉行的宋明理學學術研討會。這是以往無法想像的突破。宋明理學向來是大陸官方視為最反動的東西，如今卻邀請海外學者去開會，真令人感到興奮莫名……我見到了老一輩的馮友蘭和賀麟，也見到了同年輩的張立文和方克立等……與大陸學者的交往讓我清楚地認識到，學者本身無罪，有問題的是日益僵固的共產意理。如果大陸學者有機會外訪交流，自然會開拓視野，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新亞書院和中大哲學系在這方面恰正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杭州，我就口頭邀約了賀麟來新亞作龔氏訪問學人，後來又邀約了張立文，發生了一定的作用。
唐君毅、牟宗三 1949 年以後畢生沒有返回中國大陸講學，在＜「唐君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講辭＞中，牟宗三提及廖承志與徐復觀一段對話，發人深省：
大家現在都知道了，甚至鄧小平也知道要反對毛澤東，但反對是反對，他畢竟還是共產黨呀！他還要四個堅持，他的祖宗還是馬、恩、列、史，提到中國文化，就是一聲「封建」！這不是太無理了嗎？但現在中華民族子孫無論海內外有幾個人能從「封建」這一個口號中解脫出來呢？我且說一個故事來證明這一點：徐復觀先生在世時，廖承志曾到香港對他做統戰工作。徐先生畢竟是精明的，他反過來問廖承志說：「你們以前對中國文化糟蹋得這麼厲害，現在已經知道要反毛澤東、四人幫了，為什麼不把中國傳統文化仔細再講一點呢？」廖承志卻回答說：「中國傳統已經夠封建了，你為什麼還叫我們講中國文化呢？」他不知道中國文化是在人情人性之常道中有曲折搖擺的表現，並不如一般人所了解的封建。
「四個堅持」是 1979 年鄧小平在會議上提出，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敢問劉述先，如斯一種情勢，共黨的意識形態沒有絲毫鬆動，新新亞有可能把中華文化帶返大陸，影響大陸學人嗎？這是合適的時機嗎？
再者，大陸學者即使有更多機會外訪交流，開拓視野，受海外思想潛移默化，他們畢竟在現實上擺脫不了共黨的支配及限制，且以張立文為例，近年習近平思想甚囂塵上，他在＜努力建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一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互相契合才能有機結合。他指出，要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我們可以從中國思想當中體現出習近平的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
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統哲學相互結合，各個民族哲學思想有其普遍性、特殊性，兩者不離不雜。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當中，構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具有現代性、更加普遍發展，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走向世界，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開出新的生命、新的局面，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馬克思主義化。
依舊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思想不離口，中國傳統思想智慧只是附庸。
劉述先對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中國過份樂觀，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知識分子的通病，最典型的例子是金庸。金庸說：
總的來說，我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中國如果沒有鄧小平，全體中國人都會不幸得多。
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轉引自＜父親被管、關、殺，金庸為何從反共變擁中？＞)
他卻料想不到六四屠城是鄧親自下令。相比之下，牟宗三始終不信鄧小平，他說：
鄧小平出來說尊重知識份子，但仍不重視教育、學術，知識份子連起碼的生活都過不去，這那裡像尊重知識份子？(＜中國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大陸反共青年不可像自由世界那些幼稚而愚蠢的所謂知識分子一樣盲目附從鄧小平、華國鋒把卅年來中國人民所受到來自共黨的荼毒與災難，都歸咎於「四人幫」。應知那是所有共產黨人都應該負的罪責！而且，共產黨人之所以造下如此滔天罪行還自以為「當然」，根本就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意底牢結」(ideology) 在作祟！(＜肯定自由、肯定民主 – 聲援大陸青年人權運動＞)
劉述先、金庸乃至金耀基 (稱錢穆「對 1978 年後內地的改革寄以希望之流」根本是他本人的想法)，在牟宗三眼中，便是「自由世界那些幼稚而愚蠢的所謂知識分子」，從事著「集體自殺」(知識分子需要言論自由，共黨基於自身意識形態，不容許人有言論自由，向鄧小平投誠，變相默許他朝言論自由被扼殺，故同於自殺) 的勾當。新亞書院由過去站在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主流上原則性地反共，一轉而為投機取巧行險以僥幸的功利性地親共，肇始於劉述先、金耀基等人。
劉述先的學問水平與人格修養
劉述先說：
十年來我研究朱子，如今思想才慢慢成熟，專心一志寫成我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書稿，得到牟先生的首肯。這書於 1982 年由學生書局出版，贏得一座金鼎獎。這書結合錢先生的考據與牟先生的哲學思考，融貫成為一個整體。日後學者論及港台新儒學的朱熹研究，即以錢穆《朱子新學案》、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以及此書為有代表性的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可是，師從牟宗三的岑朗天，於 2016 年 6 月 8 日在面書發帖文： ·
劉述先教授仙遊。據牟宗三先生說，劉先生的成名作朱子研究 (主要見諸《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 是大量「參考」(筆者案：即剽竊) 他的觀點寫成。因為劉先生先父劉靜窗對牟先生有恩，所以他就不噤聲了。
據此，劉氏的學問造詣如何，可思過半。
劉氏又說：
我們做學術交流，絕對與政治問題分隔開來……在學術上我們弘揚新儒家，站在自己的本位上，與海內外作交流。新亞在我們這一代仍然被廣泛承認為當代新儒學的中心。1992 年底在台北開完第二屆當代儒學會議，去唐先生墓園致哀。同人公推我主祭。我才得以告白唐先生在天之靈，現在當可以證明，我沒有做任何違背或損害新亞精神的事。當代新儒學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其貢獻已日益得到各方承認。當年由於對情勢判斷的差異，採取了不同的做法，現在當可得到唐先生的曲諒。
據我的理解，上一代的新儒家如唐、牟，被迫離開故土，忍受花果飄零之苦，作為孤臣孽子，身當扶危繼傾之際，不免發為激越之辭，強調儒家為天壤間唯一的常道，也就容易引起反激。到我們這一代如杜維明和我，廁身學府，在異域謀求一枝之棲，因韓戰越戰的影響，海峽兩岸形成長久對峙之局。我們預設了現代文明的多元架構，沒有必要證明儒家比其他精神傳統更為優越，只要充分說明我們有自己的立腳點，就已經足夠了。而大陸的轉變，也不再像毛與四人幫肆虐的時代強調階級鬥爭的意理殘害異己，承認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新儒家在 20 世紀發展的過程中曾經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反過來，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雖不盡理想，但大陸不再搞持續革命，共產黨的統治看來會持續下去，美國正式承認大陸政權，台灣反攻大陸的夢想破滅。通過不斷的交流，海內外的知識分子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要在馬列、西方自由主義與新儒家的互動之下，找尋未來的前途。(＜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將本來政治、學術融為一體的新亞精神強行割裂，還要繼續以新儒家自居，堅持自己沒做任何違背或損害新亞精神的事，沒有對不住唐君毅先生，此人都算無恥至極！這已非關學術事，而是人格有問題。
時勢轉變、環境變遷無可厚非，但總有一些義理、一些原則始終不能放棄、動搖。以價值多元解消儒家作為唯一常道的地位，師長如何令年青一代起信心踐行道德？至於對共黨抱持善良的希望，用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台灣問題，這跟五十年代新亞堅持以雙十節為校慶、校內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大相逕庭。此難道還不算背叛？
當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提出，原來是應中國大陸而有，劉氏說：
1986 年大陸國家教委七五規劃，確定「現代新儒家思潮」為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之一，由方克立、李錦全主持，為期十年。最初根本不知道哪些人屬於這一範圍。後來經過廣泛討論之後，終於確定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雖然不盡理想，卻是迄今為止，為海內外多數學者接受的一份名單。我將之整理成為一個「三代四群」的架構如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值得留意是第三代第四群，成員包括余英時、劉述先、杜維明。余英時在中大改制風波和劉述先同一陣線，杜維明和劉友好，三人都同意儒家在現代社會只能退居於眾多有道理的主張學說的其中之一，此與徐、唐、牟的立場已不可同日而語。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讓我們難以對未來存在任何幻想。當時我看淡「一國兩制」，很難相信大陸對香港的事務完全不加干預。九七之後，我無意在香港繼續居住下去。但我把返美的橋樑燒斷了，必須另謀出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與我＞)
癡心錯付，如夢初醒，彼乃大學教授，退路有許多，可哀師生們卻要在彼所設立的途轍下繼續知行割裂，只管學術，且對中共敢怒不敢言，甚至為著學術需要及實際利益而北上，迄於今日。
總結
以上不嫌詞費，從劉述先第一身的證辭，順藤摸瓜，看出新亞精神在哲學系及書院的「殞落」(也可說「轉化」)。今有中大哲學系老師北上大陸出席學術研討會、新亞舊生哲學思辯能力強而私德有虧，皆可通過歷史追溯，而獲得解釋。
牟宗三《五十自述》曾批評北大教授及學風：
我們在學校中，個個自命不凡，實則憧憧往來，昏沈無覺，實無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隨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以為學人標格直如此耳……在北大的氣氛中……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的層面上。他們也知道學問無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們的這個知道只是屬於故實的、材料的、經驗的、知識的。這種知道實在不能說「前途」的，所以他們都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有所謂只是炫博鬥富。他們不承認有德性義理的學問，他們也不知道人格價值是有層級的。他們也知道，但他們所知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據知識，學問有多博，這和某人有錢，某人有權有位，是一樣，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所以他們可以看不起聖人，可以詬詆程朱陸王。這種卑陋無知，庸俗浮薄，實在是一種墮落。這癥結，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他們始終未感覺到有深度發展的問題，他們只是廣度的增加或減少。只有德性義理的學問才有深度的發展。他們不承認這種學問，所以他們沒有深度發展的感覺。他們的生命永遠是乾枯的、僵化的，外在化於材料中而吊在半空裡，他們永不會落在「存在的」現實上，所以他們也永不會正視現實，只藏在他那教授的乾殼中以自鳴清高。實則是全無器識，全不知學問為何物。
……心思在昏沉的習氣中，以感覺經驗來膠著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來固定他的習氣。自胡適以來一般名流學者，只停在這層次上。大家亦只處在這層次上，來衡量學問之高低。實則無所謂高低，只有多少。實則亦不只自胡氏以來，自明亡後，滿清三百年以來，皆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人們的心思不復知有「向上一機」……於以見他那一切知識學問全成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無靈魂可言。
這段批評，筆者覺得，對改制後的中大哲學系和新亞書院，同樣適用。
牟氏又說：
自由世界之所以吃虧，就是因為理想性不夠強，不夠明顯。因為自由世界講多元化，包袱太多，空隙亦太多。共產黨乘虚而出，把你承認的各個界限抹掉，讓他自己一個凸顯出來。本來在小資產階級的矜持中，仍保留一些人性、人道，但在鬥爭時，便變成包袱。共產黨便抓住這一點，把你吃掉。
對治共產黨要靠理想性，恢復人性、常道。(兩條見＜談世運、論時局＞)
新亞先賢堅持儒家作為唯一常道，豈是思慮不密！
